1991年卡瓦格博山难纪录片故事概述（-）
它还是一座至今还无人能攀越的处女峰。
詹姆斯·希尔顿在其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 首次描绘了一个远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永恒、和平、宁静之地“香格里拉”。 其中的雪山原形即为卡瓦格博.
卡瓦格博海拔6740 米，在横断山脉三江并流的腹地，是云南最高峰。神山下的明永冰川是一座大陆性低纬度冰川，它从海拔6000 多米的雪山穿越山腰的茫茫森林一直延伸到2000 米的江边。对于登山界来说，海拔7000 米以下的山峰不是被列入登山名单的，但只有卡瓦格博是例外。在一百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14 座8000 米以上的山峰，几十座7000 米以上的山峰都被印上登山者足迹之后，唯有这座6740 米的山峰仍然保持着她的圣洁，在一次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拒绝人类的染指。在十几年前，这座山峰几乎不为外界所知，虽然历史上的最著名的茶马古道就经过这里远去西藏。1950 年代，茶马古道衰落之后，滇藏交界处的德钦县仿佛天荒地远，从昆明出发，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到达。1987 年日本人向中国国家体委提出攀登卡瓦格博的申请的时候，云南省体委的人问北京：卡瓦格博在哪里？当地藏民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着，维护着世世代代所敬仰的神灵的寓所。直到1991年一次重大山难， 才打破了神山亘古的宁静。
1987 年8 月的夏季，一支陌生的队伍开着越野车驮着大包小包来到了雪山下。村民不知道他们是谁, 来干什么的。淳朴的藏族村民请他们喝青棵酒，打酥油茶，火塘边切下大块的猪膘肉款待来自远方的客人。与村民的好奇一样，这支队伍也对这座美丽的雪山和村民古老的生活方式惊叹不已，他们常常离开驻地到村庄里坐客，那里总有热情的村民和好吃的东西等着他们。他们告诉村民们，他们是来攀登梅里雪山的。村民们不知梅里雪山在哪里，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运动叫做登山。友谊一直持续着，直到藏民知道了他们的来历。
这支登山队，由中国和日本联合组成，主体是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是全日本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有着日本多家大财团的资金做后盾。队员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有8000 米以上的登山经验，并配备了最先进的卫星云图接收仪器，队长是日本著名气象专家井上治郎教授，副队长是中国登山家宋志义，他创造过无数次中国登山记录。登山队员包括了多个学科的科学家，从1987 年至1990 年，登山队用了两年时间对卡瓦格博进行了一系列的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气象学的考察。虫草怎么挖？酥油怎么做？山上长什么植物？藏民怎么生活？都进入他们的考察报告。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了解神山对于当地人生活的意义。当藏民们终于知道了他们要攀登的梅里雪山就是他们心中的神山“卡瓦格博”，他们受到的震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称神山叫阿尼卡瓦格博，意思是卡瓦格博爷爷。既然是爷爷，你怎么能爬到他的头上呢。我们生活中一切都是他的赐予，山上的牧场养肥了牛羊，我们喝的每一滴水都来自山上融化的雪水。对神山不敬，神灵就会离开我们，灾难就会降临。”尼玛是位藏族民间人，他与当地村民成立了一个叫做卡瓦格博文化研究社的民间组织，是当地致力于保护卡瓦格博神山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1991年卡瓦格博山难纪录片故事概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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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时前
随着登山队活动的进展，村民们终于得知，这群外来者不仅仅是科学考察，而是要爬上山顶，爬到他们祖祖辈辈顶礼膜拜的神灵爷爷的头顶上。善良的村民不知如何表达他们的愤怒和不满。
远在佛教尚未传入藏区的时代，卡瓦格博便是当地的苯教神山。在古老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这样的记载到：雄师大王格萨尔从加地返回岭地的途中来到了卡瓦格博山下，当他在万花似锦的草场上跑马时， 被卡瓦格博雪山山神迷惑到山中。格萨尔非常生气，正当他要把卡瓦格博雪山扔到大海那边去的时候，莲花生大师出现了，他告诉大王：“喂，世界制敌宝珠大王啊，这座卡瓦格博神山，是戎地胜乐吉祥宝轮的圣山，是我莲花生的圣地，是多、康、岭众生绕匝朝拜的地方。为了众生的事业，你不要生气。” 史诗中唱到的“多、康、岭三地，就是现在的青海、西藏、四川和云南的藏区。得到莲花生大师的启示，卡瓦格博皈依格萨尔。在当地文化里，敬仰神山能够减少罪过增加积德，保佑家人及所有生命平安。
神山在这里代表了藏族文化中人与生存环境最神圣的一致，对于像我们这样在政治信仰里长大的一代人来说，那震憾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当地人反对之声的出现，张俊在村民与登山队之间费力地调解。张俊是当年中日联合登山队的中方联系官，在争论扩大以后，他带着一批德钦县地方政府官员到了日本，目的是希望沟通当地人与日方的关系，尽管对于那次日本之行有许多不同的争议。争论的混乱出乎张俊的意料之外，在探险者眼里，无高不可攀的观念，在卡瓦格博神山下遭遇了文化尊严的挑战。在他看来，登山只是一项运动，没想到事情怎么会那么复杂，登山队进山要交进山费，那么多队员在当地的后勤供给要消耗老乡的农副产品，雇用人工骡马也会给当地人带来现金收入。在那么一个偏远闭塞不通公路的地方，要不是登山队进去，他们的药材、水果和蔬菜卖给谁。此外，这对国家的对外开放也有好处。日本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又是送越野车，又是送面包车。这又引来新的争论：老乡说：损害我们的神山，得利的却是外人。中方登山队的遗属后来回忆说，登山队每次进山都要遇到很多困难。实际上，直到今天，对于许多的当事者，他们仍然不明白争论的症结所在。在一片争议中，几经协商，国务院批准了登山计划。
1990 年冬天来临的时候，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中日联合登山队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攀登路线。这一次，他们志在必得，一定要登顶。在神山对面的飞来寺前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出发仪式，队员们带着日本出发时当地寺庙送的护身符，又接受了喇嘛们的祝福。这次出发，就像他们的登山生涯中若干次出发一样，没有谁觉得它有不寻常之处。
在他们出发12 年之后，有一张没有寄出的明信片。明信片经过冰川巨大力量的挤压和侵蚀变得有些残破，那是一位日本队员写给家人的，上面写到：“11 月10 日，从神户出港，经过天津、北京再次来到云南省。我们的登山队到今天已经在德钦8 天了，现在是旱季，持续了10 天的晴朗。11 月27 日，两队合流，12 月初就要开始攀登梅里了，我们预定1 月初登顶，我高兴地期待着回国以后的会面。” 接上来的日子里，等待他们的是没完没了的浓雾和大雪，以及随时发生的雪崩，连卡瓦格博的影子都看不见。按照计划，一、二、四号营地的建立都很顺利，但在选择三号营地时，中日双方的队员之间发生了争议。中方认为，为了安全，营地应该建立在远离山脊的地方，可以避开雪崩区。日方认为，为了登顶节省体力，三号营地应该尽可能接近山脊中部的四号营地，如果后靠，离二号营地太近，就失去了三号营地的意义。双方都有道理，队长井上治郎只好派队员米谷上山做最终裁判。遗憾的是，米谷上山时，山上大雾迷漫，什么也看不见。最后，井上队长决定，三号营地选择在中方意见靠前一点，日方意见靠后一点的中间位置。山难发生以后，三号营地的位置成了争议的一个焦点。实际上，三号营地已经经历过一次雪崩警告。段建新当时是登山队的伙夫，人手紧时也负责通讯。他在二号营地住了一个星期。二号营地与三号营地之间是一个三公里左右的缓坡，非常开阔，天气晴朗时可以看见三号营地的帐篷。那是在中午，伴随着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那声音就像空气爆炸一样断裂，整个山体抖动起来。他冲出帐篷，看到三号营地上方的大冰川轰隆轰隆往下掉，崩塌下来的雪浪携着巨大的气浪直扑向三号营地。大约十几分钟，等气浪平息以后，3 号营地才重现。他看到雪崩线在距三号营地约有几百米到1000 米左右的位置停了位。这只是一个中型雪崩。发生在山难发生之前十几天。
四号营地建立在海拔5900 米的一个大冰壁前，登山队以此为基地，准备第一次尝试登顶。1990 年12 月28 日上午11 时30 分，突击队5 名队接近主峰背后的山脊，到达6200 米的高度，这是卡瓦格博从未有过的攀登高度，三号营地的队友得到消息，敲盆敲碗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欢呼。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气突然转坏，乌云遮没了山顶，风也开始刮起来了。在到达6470 米时，中方队长宋志义感觉东南方向好像有云层向他们压过来。这时，峰顶就在眼前，垂直距离只有270 米。随着乌云的到来，气温急剧下降。刹那间，5 名突击队员被冻得浑身颤抖。紧接着，狂风怒卷，石渣般坚硬的雪粒，狠狠地抽打在人们的脸上。突击队迫不得已拉起了简易帐蓬，以避风寒。暴风雪掠过帐蓬， 发出犹如砂纸打磨的声响。下午4 点，风雪肆虐，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井上只能痛苦地命令：取消行动， 返回三号营地。但此时，突击队下撤已经很困难了，山顶被黑云笼罩着，漫天风雪中，5 名队员彻底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了。队员们几次试图冲出黑暗，都因无法辨别方向而被迫放弃。最后，井上队长只得让他们将剩余的食品集中起来平均分配，做好在山顶过夜的准备。
日本队员船原尚武在日记中写道：“天气越来越坏，风也越刮越大，卡瓦格博的脸躲在一大块很厚的云层中。我们坚持不住了，准备往下撤。” 到了晚上10 点15 分，风突然停住了，乌云散去，月光把雪地照得亮堂堂的。11 点13 分，突击队安全地回到三号营地。这次突击顶峰功败垂成，5 名队员大难不死。这次冲顶的成果，是观察了最后的地形， 结论是：已经没有克服不了的难点了。为此，登山队摆酒庆祝， 6470 米，对攀登卡瓦格博峰来说，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了。藏民也得知登山队即将登顶的消息。村民们此时已经不再针对登山队了，而是将他们的不满对着卡瓦格博。尼玛还记得，那时老百姓不知该怎么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说：“阿尼卡瓦格博，显示出你的神威吧，否则，我们就不再敬你了！”，成千上万的喇嘛以及藏民在飞来寺诅咒登山队，信仰的力量，以及各式各样的传说让这次登山充满了宿命的意义。
鉴于28 日冲顶的经验，登山队决定，登顶日期定为1991 年1 月1 日。但是，从29 日开始暴雪突至， 天地一片迷茫，把三号营地被死死封住。登顶日期不得不一再后延。在正常情况下，张俊每隔几天就会从二号营地与大本营之间往返一次。1991 年元旦，张俊下山后就被满天大雪困在了大本营。他因此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看到二号营地的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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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时前
1月3日晚上，山上山下仍然像往常一样通过对讲机聊天。10 点30 分的通话中，山上的队员还在抱怨：这雪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新雪已经有1.6 米厚，差不多超过人了，张俊提醒他们每隔两个小时把帐篷周围的雪清理一下。
1月4日一大早，张俊醒来后，感到四周有一种出奇的安静，已经7 点半了，居然没有听到山上的对讲机的声音。往常，山上的队员起得很早，五六点就开始吵他们。他打开了对讲机，对方没有声音。半个小时过去，对讲机的那头异样的安静。开始还以为他们睡懒觉，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开始紧张起来，所有人都拿着一部对讲机不停地呼叫着。三号营地17 个人，都是很有经验的登山者，而且17 部对讲机不可能同时出问题。9 点钟很快就到了，和营地的队员失去联系这么长时间，是出发以来的四十多天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张俊要求向昆明报告，其他人不同意，他们开了个支部会议，说等到10 点以后，再没消息再往上报。
正在这时，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次不大的雪崩，这让焦急中等待的队员又平添了一丝恐惧。10 点刚到， 张俊就向昆明的指挥部做了报告。17 位队友在一夜之间在就悄无声息的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多年来，张俊最忘不记的就是这件事，最不愿提及的也是这件事。等待救援的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几天。当时，中方日方的所有队员全都在山上，包括突击的、登顶的和指挥的，整个一个登山指挥系统全部在山上， 大本营基本上是属于后勤人员，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被动等待。连日的大雪到了4 号这天突然就停了，天空放晴，一丝云彩都没有。接下来的4 天里，整个梅里雪山晴空万里。张俊无奈而伤感地说：“如果真有神灵的话，那神灵给了我们4 天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抓住。等到飞机来了，救援队来了，天一下子就变阴了，连日暴风雪。这又成了一个最符合藏民反对我们登山的理由。”
最可行的救援是派直升机，但指挥部开了4 天的会，最终告诉他们的结果是成都军区的直升机来不了， 因为没有德钦县的地质、气象资料和加油点。天上的等不来，只能争取地面救援。经过7天漫长的等待，中国登山队派出的救援小组终于赶到大本营，实力最强的西藏登山队在仁青平措的带领下，日夜兼程从拉萨赶来。滇藏公路两千多公里路程，平日至少需要6天时间，他们两天就赶到了。遗憾的是，救援队到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搜索队。几天过去，山上的队员已经不可能存活了。两支队伍加在一起，十名顶级高手聚集一堂，但在铺天盖地的暴雪面前，冲击显得微不足道，他们选择了几条不同的上山路线，都失败了，只有西藏登山队到达一号营地，但无法接近二号营地。二号营地是关键位置，到达二号营地，就能知道三号营地到底发生了什么。1月9日，来了一架侦察机乘云层散开的瞬间，在高空飞了几个来回，拍了照片，三号营地所在位置有30 万吨以上的云团样物体堆积，判断是雪崩。京都大学的救援队也到了，可是西藏队上不去，日本队就更上不去了。1月21日指挥部正式宣布17名队员失踪，搜救行动失败。22号救援队宣布撤离。卡瓦格博难以攀登有着特殊的原因，横断山脉复杂的地质构造和低纬度雪山瞬息万变的气候，使它潜藏着致命的危险。
就在宣布搜救失败、指挥部下撤的当天，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雪崩。一片宽300米、长400米的冷杉林，树的直径都在50厘米以上，在雪崩过后，杉树林齐刷刷地倒伏在地，一棵不剩。十几年过去，灾难发生时的恐怖情形依然如故。在那里放牧的老乡说：这是很奇怪的，这片树林并没有在发生雪崩线路上，仅仅是雪崩的气浪就把树林摧毁了。老百姓说，这是神山的又一次警告。然而，山难却使卡瓦格博越显神秘。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登山协会接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登山申请。对于登山者来说，雪山只是一个高度和海拔，攀登一座从未被攀登过的山峰，是很刺激的，尤其是这座山峰发生了登山史上如此著名的事件。出于对死难者的感情，云南省为京都大学登山队保留了五年的首登权。1996年首登权期限的最后一年，京都大学登山队再次进入卡瓦格博。
这次登山使得争论再次升级。在当地人看来，侵犯神山就是侵犯他们的生活，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村民以他们的方式捍卫神山的庄严。山上每个村庄人全部下山，躺在路上的，躺在澜沧江桥上的，告诉登山队如果要攀登卡瓦格博神山先从他们身上踩过去。张俊仍然是这次登山的中方联络官。他无奈地说，与其说我们是登山队，不如说是工作队，整天就忙于调登山队与当地村民的关系，解决每时每刻都在出现的问题。我们太累了，太疲倦了， 阻力太大了。他一连说了三个太字。
然而，最终使得1996年登山失败的，不是村民的阻挠，不是队员技术有问题，依然是冥冥之中支配一切的某种力量。就连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张俊也说，我们被老天捉弄了。
由于有1991年山难的前车之鉴，这次行动格外谨慎，进程也格外缓慢，1996年2月1日，登山队终于到达了1991年所建的四号营地的同样高度。登顶指日可待，但一个令人心忧的消息从万里之遥的东京气象厅传了过来：未来两天内将有一个巨大的暴风雪过程，可能要超过91年的那次降雪。他们寻问了中央气象台和云南气象台，结果是吻合的。在他们的头顶，乌云正在聚集，手中的气象仪也显示暴风雪就要来了。大本营开了紧急会议，马上命令山上的队员迅速撤营，能丢的丢，能弃的弃，只要能活着回来就行。本来从四号营地到大本营，要6 天的时间，他们就一天跑下来了。就在队员们刚刚到达大本营的时候，他们同时接到三地的气象预报，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把云层吹走了， 未来仍然是晴好的天气过程，队员们想重新开始，但已经不可能了。他们在飞来寺灌木丛中的十七勇士纪念碑前长跪不起，出发时在此发下的誓死登顶的誓言，经不住山峰的一阵风雪而永远地飘走了。1997 年2 月6 日的《迪庆日报》写到，《读卖新闻》记者告诉中方队员：“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将永远放弃梅里雪山。”
金飞彪是登山队的中方队员，他还记得，他们经过的每个村子，藏民们都非常反对，说触犯神灵会带来灾难，还告诉他们：91年之后，出现过一些特大的冰雹，新修小水电站变压器烧了，牲口又跌死很多，庄稼也歉收了。在山上，通过对讲机，他们得知飞来寺整天烟雾缭绕，聚集了上万人在那里烧香，祈祷神灵带来平安，也在诅咒登山的这些人，不能让他们成功。
中国人有句老话：想做成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对攀登卡瓦格博来说，却是什么都没对上号。对于1991 年的山难，藏民们有他们的解释：那一年卡瓦格博到印度开神山大会，不在家，回来的时候，发现怎么有几个人爬在肩膀上，于是他一抖，就把他们抖下来了。这是纪录片，尼玛说的，这个镜头给人很深的印象。神秘的卡瓦格博的确给世人留下了不尽的巧合与玄机。199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再次失败，围绕它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登山是否需要尊重当地文化？山峰除了自然属性，是否有文化属性？登山除了海拔高度，是否存在文化的尊严？为一座山峰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论，从国务院到乡政府，从科学家到普通村民，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登山界也是少有的。中方队员段建新说：1991年的时候，登山队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活动，只可能与运输物资的老乡接触，但几乎没有交流。是后来看了媒体的报道，才知道他们登的是一座圣山。遇难者家属告诉我，她们听说登山队进山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不明白老百姓为什么反对。直到山难以后，才从报纸上得知卡瓦格博是一座神山。争论从雪山下的几个村庄扩展到了外界，从登山界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领域。
最不能接受的是登山界，包括登山发烧友。对于他们来说，无高不可攀，这是一种体育精神。况且这座山的诱惑也是不可抗拒的。什么卡瓦格博山神，完全是在造谣。为什么要神话它？我们国家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登山队每次进山都请喇嘛祈祷，日本的和尚也祈祷，每个人都带了护身符，但是山难还是发生了。登山会给当地带来经济利益。世界上7000 米以上的高山大都在贫困地区，这个地理是老天赋予。不管什么神山，要把它转化为一种财富，服务于当地、服务于藏民，才有意义的。德钦县是全国特困县，应该正确地认识登山，利用它来改变自己。你把它神话了，听完了神话，生活就能改变了吗？ 奇怪啊。 {:4_138:}刚从卡瓦格博回来 确实如此所言不虚 {:1_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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