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邹恒甫：功臣还是罪人

xqlu

邹恒甫：功臣还是罪人 10月以来，一条消息在国内众多学术网站里传播开来：在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正面临被分拆的局面 　　作为风暴中心的当事人、该中心的创建者——有“中国现代西方经济学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邹恒甫教授，在低调“拓荒”了十多年后，首次公开亮相，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彭苏 发自北京 　　“一个记者从1994年起开始观察我，说要写我，结果11年过去了，连篇稿子的影子都没见着，你想通过一两个小时的谈话就能写好我？” 　　邹恒甫孩子气地偏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大方框眼镜后的眼睛里充满的不是质疑，而是无限之肯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长期致力于将西方最先进的经济学教育引进中国、创办了国内首家现代经济学教育试验田——“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简称IAS)的学者，撇开诸多头衔身份不论，坐在面前的这个43岁的男人，简直有点……怎么说呢，简直有点像他时而冒出的口头禅：“这太好玩了。” 　　首先，因为“听着别扭”，他拒绝被别人称呼为教授；他一边嘟囔着特烦被拍照，“全都是搞形式主义。照来照去，还不就是个人？搞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做什么？”一边又会拘谨地站在摄影师面前，请教怎么摆布才算好看。 　　讲到关键点，手里犹如攥着云朵，转着圈地不断上升；谈到兴奋处，全身散热，两眼释放出虔诚的宗教分子般的狂热，“要是有块黑板，我会发挥得更尽兴”，不喜欢作演讲，“我讲话时是全身心投入，耗费能量特别大，再多讲两个小时，我是会哭的”。 　　公众场合，他口无遮挡，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不说假话的，那与我不相容。”“我最佩服陈寅恪先生。蒋介石请他吃饭、赏花，他感觉浑身不自在，‘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精辟！” 　　“我还斗胆把中山大学董每戡先生的句子拨动一下：‘书生自有嶙峋骨，最喜交情最厌錧’。最后一个字你肯定不认得，因为它是我造的，左金右官，意为权钱交合，我令其读作虎。拜托推介一下，我要靠这个字名垂青史呢！中国文字真好玩。” 哈哈大笑。 　　“权钱，得不到就瞧不起它嘛，你可以说这是阿Q精神，但搞学问必须有这种心理，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规则。” 　　半假半真，嬉笑怒骂，这是表面的邹恒甫。 　　“我太熟谙他们出名的原因了” 　　10月23日，本刊记者采访邹恒甫的时候，他在北大教课时被慕名者搬到一个会场，“他们把我缠得脑袋都大了”，他直言，“这是最后一次”。他恨恨地说，又摇摇头，“还不好说死。”他最烦正襟危坐地出席大会。 　　在会场上他却让人耳目一新：“你们知道我的名字才怪呢！”面对台下的大小干部，他嬉笑怒骂，调侃不改。比如，他调侃今年7月15日，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所发表的看法，“太可惜了，要是对当今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了解更多就好了”。 　　比如，他将樊纲、易纲、胡鞍钢、张五常比作“三纲五常”，将林毅夫、海闻、张维迎、杨小凯喻为“林海张杨”。他调侃许多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我太熟谙他们出名的原因了”。 　　“他们把学生带坏了，不安分于校园，当的当官，赚的赚钱，把咱们心目中的象牙塔搞得乌烟瘴气。”“赚钱的有胡祖六、谢国忠、李山等，到投资银行去了；当官的有林毅夫、易纲等。就是做学问、当教书匠的太少了，对得起哈佛和MIT(麻省理工学院)吗？”“误人子弟呀。” 　　“国内现在出名的经济学家，都是学者型官僚和官僚型学者。在国外真正研究经济学的教授，极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做了官就要离开教职，哪像咱们官、商、学通吃。我们想在名校里保留一方净土，培养几个耐得住寂寞、致力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者，难哪！” 　　他在台上三个小时，挥洒肆意，热血沸腾。而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人也是“手抚心脏，面色通红”，“他们哪见过我这种异类？我今天出席这种会议简直是稀奇可笑。”邹恒甫悠闲离场后，一本正经地说道。 　　为何要分拆武大IAS？ 　　但心跳加速的听众们也许不知道，这个异类的“心脏”却正处在危机中。 　　10月13日，在白果社区，出现了一张题为“石破天惊，武大IAS倒掉了！”的帖子，其中写道：10月8号开始，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学生完全被划入经管学院的旗下。在学生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本科生、硕士生，被划分到不同的专业，数理金融并入金融系，数理经济并入经济学系；国学班，世界历史，比较哲学也被划开；EMBA也被拿走了。整个高级研究中心都被掏空，陷入瘫痪状态！倒是有些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在课堂上兴高采烈：这是非主流经济学的胜利！IAS要被毁掉了！ 　　武大高级研究中心(简称IAS)，就是邹恒甫的“心脏”。 　　“特别是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这块，他们知道那是核心。”他们是谁，邹恒甫没有具体指出，大概其中就包括了那些“非常高兴的政治经济学老师”。 　　“他们高兴，我让他们高兴。我一点都没觉得被整，我心里明白，我一定会赢的，中国也一定会走这条路的。”末了，他又加了句“这真是太好玩了”。那神情宛如发现了新大陆般，一面喝着橙汁，一面发出惊叹。 　　显然，IAS的学生们并不认为这事好玩。邹恒甫的手机不断响着，400个IAS学生和其家长，不服校方的决定，把怨愤发泄到他身上，希望他出来讲话，维持他们的梦想…… 　　10月20日，从IAS出去的一批海外学子也给武大校方领导致信，强烈呼吁武大保持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系办学的特色…… 　　武大IAS的分拆，为何会一石激起千层浪？ 　　虽然林毅夫经常是邹恒甫调侃的对象，他在写给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Reinikka教授的评价信中评价：“……从1992年开始，他(邹恒甫)利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和基金在武汉大学极好地推广了现代经济学教育，开办了现代化的经济学专业。……自成立至今，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大量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前往美国顶级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让人兴奋的是，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卓越学者。” 　　武汉大学前任校长刘道玉在《记邹恒甫留学哈佛大学的曲折经过》一文中也写道： 　　……恒甫进入世界银行不久(1991年)，兴冲冲地回到母校，结果发现经济学的教育从课程设置到使用的教科书和授课方式，竟然与他出国前没有多大变化！许多教师的备课本已经年久发黄，课堂上讲授的经济学，还停留在20世纪初期的内容，学生们对现代经济学中的理念和规范方法茫然不知。他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这样会误人子弟啊！” 　　许多学生至今记得他冒着“火炉”武汉超过40度的高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授课；记得他在客居的“珞珈山庄”，在临近研究生宿舍区枫园的简陋的“东水餐厅”，鼓动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学中去；记得他每次回国都带来一箱最新的、最适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论文集，不遗余力地为每个有志于学的学生提供精神食粮……。 　　1996年，恒甫颇费周折，最后如愿以偿地开始招收“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本科实验班，所有的学生在本科四年要完成数学和经济学两个学位的学习。他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教授，为他们开设数学系本科全部课程；他在全国最早全部采用英文原版经济学教材……他还以极大的热诚感动了许多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有许多也是武大的校友)，像谢丹阳、阮志华、陈志武、周忠全、朱晓东等人，都曾经分文不取地为武大学生上课，当他们就着电扇挥汗如雨地在教室讲课时，他们知道了恒甫办学有多么艰辛！ 　　邹恒甫的经济学教育办学理念，在国内各名校也得到了普遍认同。 　　1997年，他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办起了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1998年，北大邀请他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出任经济学讲座教授、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对经济学的课程设计和教材进行了系统改革，全面与现代经济学教学接轨。2000年后，他的教育理念在国内全面开花：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 　　然而，作为国内起步最早的、重要的经济教育研究机构，武大IAS自身却面临着分拆。 　　有观点如此评价说：“国内重点大学的经济学科都在受到冲击，现代经济学教育在国内泛滥成灾，邹恒甫到底是功臣，还是罪人？” 　　“这就是我的结局。”邹恒甫反而笑得很灿烂。 从2004年到2005年，邹恒甫失去的太多了。去年，他的老师董辅礽先生永远离开了他；他的朋友让•雅克•拉丰(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永远离开了他，还有他早在武大时就已结识的杨小凯也逝世了。   　　“他们都是患上癌症逝世的，难道作经济学研究的都要得癌症？”直到此时，他还不忘幽默一下。     　　今年，他又面临着自己一手创办的IAS将被拆分，“没办法，人生总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悲伤，这真是太好玩了。”邹恒甫轻轻地摊开了双手。 　　但当他面对友人，率性豪饮、纵论天下时，却吟出了陈寅恪的一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有人说你太过癫狂了。 　　邹恒甫：当然太狂啰。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 　　我去年在上海财大作演讲时就说过，“他们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 　　张五常在六七十年代做出过杰出贡献，杨小凯是在研究劳动分工上做出了成就，后来就走向了一个极端，他这个人的心理爱随着环境改变，一生变了好几次，一点都不好玩；林毅夫有两篇有价值的文章：第一篇谈大跃进时期，中国如何饿死人；第二篇讲家庭承包制怎么改进农村劳动生产力；最后，他和易纲都走向了政治，当官去了。我们不会变，我们就是一竿子搞到底。 　　其实我一点都不狂，我调侃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怎样才算有本事。郎咸平知道我是扎扎实实办教育，知道我在国外还有点小文章，他说张维迎他们连门都未入呢。所以，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难道在你眼里，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作出丝毫贡献？我们又如何辨别其中的浮躁与虚幻？ 　　邹恒甫：我们都是神交，有些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所以没说出来。田国强知道此事后，哈哈大笑。他们知道我办事的干劲和学术上的爱好，所以都能承受住我的调侃。 　　这批人在中国普及当代经济学教育上，还是起了作用的。但其中有的人后来走向了媒体，走向了仕途，这就脱离了学术。 　　谈到辨别，中国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我们内行根本不看。我把世界上一流的师资领进国内，把最好的原文版书籍引进国内，就是为了把学子从迷途中引出来。 　　中国大学生都有潜质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内阅读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我在武大办学十多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北大到武大到中大，他们就是喜欢用高鸿业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张维迎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真是误人子弟！ 　　初级西方经济学，我们有曼昆、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英文原版；对策论我们有福登伯格和梯若尔、奥斯波恩和鲁宾斯坦、迈尔逊等英文原版。这些教授们就是不用这些世界级大师的英文原版，反而要用自己编的教材。更为甚者，他们还组织学生去翻译这些教材，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还在课堂吹嘘卖得多好。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学生放着世界最好的英文原版不用，而读那些低劣的二手货和翻译品。 　　张维迎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的产业经济学，作了什么贡献。 　　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人物周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你办的数理经济与金融班太偏重数学和技巧，而忽视了思想和经济直观，是这样的吗？ 　　邹恒甫：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是学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身的。在武汉大学的五年半时间里，我在历史系、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我才学数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才知道数学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鱼得水。我把经济学、数学、哲学、社会学乱学一通，什么都没入门。 　　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爱好，我还在武汉大学IAS创办了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世界史实验班和国学实验班。这三个实验班都必须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用英、法、德语阅读西方典籍。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给数理经济与金融班的所有本科生，开设了《四书》、《老子》、《庄子》等八门人文基础课。学国学的还必须懂日文。 　　前者是为了实践余英时先生的倡导：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后者是为了洗尽从陈寅恪就开始饱尝的“到日本学中国史”的羞耻：“群赴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那些口口声声强调思想的人，未必有什么经济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张维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罢了！ 　　人物周刊：记得你好像说过“我连自己都瞧不起，还瞧得起他们，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好了”，那么，你瞧不起自己什么呢？在当代经济学者中，有你看好的人吗？ 　　邹恒甫：我的原话是“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骂，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我历来如此，有学问的，当然我崇拜。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嘛。 　　比如我崇拜陈寅恪先生，他通晓10多种语言，《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唐文》，烂熟于胸，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至于董辅礽老师，他是长者，我尊重他，但我并不觉得他的学问有多么高深。有人问过我，中国什么时候可以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我直言在25年以内都不会有谁摸着这个奖！其实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对我早就说过这句话，他最有资格下这个结论。 　　董老师曾说过，属于诺贝尔奖的在搞学问，中国人在搞新闻。现在的风气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权和钱这两样东西太吸引人了，这两样东西还能互换。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应该是“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商而优则商”才对。 　　人物周刊：有人说武大IAS被拆分，也与你的个性有关系。 　　邹恒甫：我的个性不是让人爱，就是让人保持距离，绝不会有人走中间路线的。至于说被拆分，其中的具体原因，我不好说，肯定是涉及到了“利益”两个字。 　　1994年，我就对中国一些著名的媒体经济学家说过，我办IAS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在中国找不到讲台，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这一点都不假。当时条件艰苦，我是一张纸、一支笔、一间厕所开始，把家里的书都搬来了，我的同事和朋友，有书的出书，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IAS办到1999年，才把名气打出来。 　　所以，我们邀请的全是国际上一流人物，全是哈佛、耶鲁等名校的一流学者。还请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与学生交流，像James J.Heckman、Robert. Lucas、Laffon、Tirole、Maskin等等，我自己从2001年起都不上课了，也成了一个跑腿的。 　　由于我请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来讲课，搞得其他人非常不舒服。这样就等于是另起炉灶，把几百号人放在一边了，这不是相当于砸掉了他们的饭碗？那他们是不是要找我拼命？你说我能不癫狂吗？我想走正常程序，怎么走法？ 　　人物周刊：也有评论说，你们办的IAS对国内教学和科研风气并无实质影响？ 　　邹恒甫：有没有影响，在青年经济学子的心中自有明断，我感到青年学生一直是我强有力的支持者，这正是我屡败屡战的动力。为什么有人恐惧我，想方设法搞得我难受？他们有危机感。这不是影响吗？ 　　人物周刊：网上也有人传，IAS的被拆分，与7月15日刘国光先生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看法有一定关系，你看呢？ 　　邹恒甫 ：这我不知道，我不能乱说。但刘国光先生必须重新学习当代数理马克思主义，认真阅读John Roemer关于剥削、阶级、公正、平等、革命等的理论。如有机会，我愿意跟刘国光先生多多交流。如果董辅礽先生还在就好了，我们三人的交流，一定会充满了火药味和学术味。 　　人物周刊：听说你除了爱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还爱说自己是走狗？ 　　邹恒甫：是的，我永远都是穷苦百姓的走狗，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走狗，也永远都是武大的走狗和癞皮狗。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记住一句英国谚语——每笔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Behind every fortune，there is a crime)。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要把减少贫困、促进公平发展作为首要目标。 　　人物周刊：你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邹恒甫：去北大、中央财大、上海财大、浙大、中大上课去，他们很高兴我去，当然还有武大。我想IAS一定还会干起来的。只要不为了钱走穴，只要不当新闻媒体经济学家，只要不从政当官开会，一个人是会有大量的时间看书、给学生上课、和写点可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英文论文的。这样会过得心安理得。“读书不肯为人忙”，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诗说得太好了。 　　人物周刊：最后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没有在世界银行的物质保障，只是国内的一介普通学者，你还敢于放言抗争么？ 　　邹恒甫：我想依着湖南人的个性，还是会垂死挣扎的，我还是会执着于自己的教育事业。当然，斗的方式可能不一样，狡兔有三窟，人就应有九窟。只要哪儿需要我，我就会到哪儿报到。 　　用自己的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为钱办学最不过瘾。希望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海龟用这三面镜子照照自己，我作为中国人民的走狗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