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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梅斯纳尔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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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21 14:17:0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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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当代最知名的登山家,他全世界第一个登顶了14座8000米山峰的人。1948年出生在南蒂罗尔,5岁开始登山。

20岁时,他和兄弟Gunter几乎爬遍了Dolmites和西阿尔卑斯所有最艰难的线路。他的信条是轻装阿尔卑斯登山法。

在第一次无氧登珠峰后,他单人攀登了南迦帕尔巴特和珠峰。他成为第一个登上所有8000米高峰的人,第三个登完7大洲最高峰的人。他是登山者中活着的传说。“虽然世人认为无氧登珠峰和单人攀登南迦帕尔巴特是不可逾越的,”他说,实际上他的个人壮举应该是1984年和Hans Kammerlander在加舒尔布鲁木1、2峰之间的穿越。1975他和Peter Habeler宣布将会在8000米高峰中应用阿尔卑斯法,结果他们在加舒尔布鲁木1峰中成功,并使这种方法闻名。

梅斯纳尔最可贵的是,他是唯一攀登南迦帕尔巴特Rupal线路登顶的人,也可能是唯一真正单人攀登珠峰的人,今天,珠峰上人山人海,即使单人登顶,只是意味着从冲锋营地到顶峰无人帮助罢了。梅斯纳尔在季风后期登顶,现在恐怕任何人都办不到。

梅斯纳尔作为顶级的登山家和真实的攀登英雄,将继续在21世纪激励新一代攀登者。

 

  梅斯纳尔是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全部十四座八千米以上高峰的著名登山家,也是第一位在无氧条件下完成这一壮举的人。为了记录他登山生涯中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他写下了《瑞厚德·梅斯纳尔——14座8千米》一书。书中生动地记叙了他用16年的时间实现这一目标的曲折经历,描述了人与山相逢时所感受到的深入魂魄的震撼和荡涤,也再度表达了他本人的登山思想和对山的独特理解。

登山经历:
·1966~Yerupaja
·1966~Yerupaja Chico(首登)
·1970~南迦帕尔巴特Nanga Parbat(8125m,Rupal线路,首登)
·1972~玛纳斯鲁Manaslu(8156m, 南壁)
·1974~Eiger north face
·1975~加舒尔布鲁木1GasherbrumI(西北壁,首次阿尔卑斯式攀登8000米以上山峰登顶)
·1977~道拉吉里Dhaulagiri (8167m)
·1978~珠峰Mount Everest(8848m,首次无氧登顶)
·1978~南迦帕尔巴特Nanga Parbat(8125m,Damir壁,首次单人攀登8000米以上山峰登顶)
·1979~乔戈里峰K2(8611m,首次阿尔卑斯式攀登该峰)
·1979~Ama Dablam(救援行动)
·1980~珠峰Mount Everest(8848m,北侧线路,首次单人登顶)
1981~希夏邦马Shisha Pangma(8012m)
·1982~干城章嘉Kangchenjunga(8598m,北壁线路,首登)
·1982~加舒尔布鲁木2GasherbrumII(8035m)
·1982~布诺阿特Broad Peak(8048m)
·1982~卓奥友Cho Oyo(8208m,冬季攀登)
·1983~卓奥友Cho Oyo(8208m,阿尔卑斯式攀登)
·1984~加舒尔布鲁木1、2GasherbrumI&II(首次8000米山峰穿越)
·1985~安那普尔纳Annapurna(8091m,西北壁线路,首登)
·1985~道拉吉里Dhaulagiri(8167m,东北山脊,阿尔卑斯式攀登)
·1986~马卡鲁Makalu(8485m,冬季攀登失败,夏季继续攀登)
·1986~洛子Lhotse(8511m)

  现将陆续刊登该书的连载。

梅斯纳尔自传1

  1986年10月17日,我和汉斯. 坎莫兰德登上了洛子峰顶。至此,我实现了登顶世界上全部十四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愿望。从洛子峰顶下撤时,我沉浸在一种平静、满足的感觉之中,所有的冲动都已消耗殆尽了。大本营的协作人员涌到冰瀑区来迎接我们,《国际徒步旅行》杂志的记者们,搬动工,夏尔巴甚至登山队的厨师们都来了。“嘿,祝贺你们俩!”随着伙伴们的问候,一杯热茶递上来。我们相互拥抱,大家都感到十分宽慰。

    我自然也很高兴。但是,我并不觉得登顶世界上全部十四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是什么特别的英雄行为,有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作为一个登山者我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我只是经历了登山的过程,四年前定下的日标实现了,仅此而已。如果有人认为谁先登完这十四座山峰是一场登山家之间的竞赛,那我现在只是为主场竞赛的结束而感到高兴。一切都已成为地去,从这个早晨起,要开始新生活的我,觉得十分轻松自在。

    我用了16年时间攀登世界上全部十四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在16年前这并不是我的志向,我是在四年前才萌生主个想法的相,选择难度大的攀登路线,树立新目标对我来讲是更为重要的事。我总是试图用新的方式去对付难题,将我们的攀登和我自己推向极限,超极限。

    登山的真正艺术在于生存。当人们把登顶作为成功的标志之后,人类越登越高,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高山上人迹绝无,去登山不但志同道合者寡,就连理解你的人也寥寥无几。山耸立在那里,那是一片未被认知的土地。这所带给我们的震撼和经历是任何“田园”都不可比拟的。

    人类攀登8000米以上的高峰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895年,阿尔伯特.马模瑞以一种时至今日仍值得效仿的气 婆实橇 南迦帕尔巴特峰。他没有回来,被永远留在了那里。1921年-1924年间,英国登山家们连续三次试图 实侵吕玛峰,他们曾登达距峰顶很近的位置。他们当中一些人甚至没有?氧气面罩。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接连发生在干城章嘉、乔戈里峰。三十年代,众多有丰富经验的登山家多次试图攀登8000米以上的山峰。然而,所有的尝试都没有成功。登顶8000米以上的山峰时机还不成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1950年到1964年,人类才成功地登上了全部十四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在那个年代,这些山峰被认为是被“征服”了。首登者们最重要的事是在山顶插上国旗,宣布他们对这块小小土地在地理上和登山运动上的权利。征服8000米以上山峰的愿望在那时是强烈的并且包含着国家的荣誉。大多数登山探险活动都是国家组织,由政府或登山团体资助,只有该国最优秀的登山家才有资格参加。为说嵌ィ嗣鞘褂靡磺锌梢韵氤龅? 方法。当然,那时的登山设备还不精良,甚至有缺陷。八座山峰的登顶者使用了氧气设备;六座山峰的登顶者宣称没有使用氧气。当有人说他是第一个无 跖实?000米以上山峰的人,这十有八九是不真实的。第一个登上8000米以上山峰峰顶的是法国人拉切诺和黑扎格,他们 实前材 普尔纳峰时没有用氧气设备,黑尔曼. 布尔单独 实南迦帕尔巴特峰时也没有囱 跗俊M常攀登8000米以上的山峰需要氧气设备,登山家和医生们都认为从生理上讲人不可能无氧登达8600米以上的高度。但当人类的足迹踏上所有8000米以上的山峰之后,人类攀登世界高峰的兴趣似乎不那么强烈了。然而,登山运动仍在向前发展。例如:1963年美国队在诺尔曼. 戴荷润佛斯的率领下,从无人攀登过的西脊上山,从传统的东南脊下山,无成了横越珠峰的壮举;1962年,童尼.金舒佛, 安德尔.曼哈特和西吉.娄从南帕尔巴特峰西侧的达米尔谷新路线登顶南迦帕尔巴特峰。这是创举,因为当时绝少有人考虑用不同的路线攀登一山峰。然而,公众对这些创新却缺乏足够了解。

    大规模开辟“第二路线”攀登8000米的山峰始于1970年。这一年英国队在科瑞斯.伯宁顿的率领下由大南壁路线登顶安娜普尔娜峰。多伽尔.哈斯顿和丹.威兰斯借助队友们用一个月时间拉起的绳索也登顶了安娜普尔娜峰。

    那条路线上陡壁重重,他们有时不得不在陡壁上倒挂。这条路线的高度几乎是众所周知的艾格尔墙路线的两倍。同一年,一支由德国、意大利登山家组成的探险队成功地沿努派尔壁第一次登顶南迦帕尔巴特峰。我弟弟和我都是这支探险队的队员。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攀登之中。是我第一次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峰,也是我新生活的开始。

    喜马拉雅山脉不仅仅在地理尺度上远远超过阿尔卑斯山脉,对我来讲,那里充满了神奇和奥秘。整个喜马拉雅山脉从南迦帕尔巴特峰到南迦 屯叻延伸2500公里。阿尔卑斯山脉同喜马拉雅山脉相比简直太小了。麦特霍恩峰高4500米,这在喜马拉雅山脉仅仅是大本营的高度,8000米的高度使得空气稀薄,人类生存如此之艰难,这些都是攀登者们面临的难题。

    在进军喜马拉雅山脉之前,我攀登了许多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峰。我的攀登目标不仅仅是登顶,而是试图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技术装备去登顶,同时寻找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线。我不追求地理上的高度,只求拓展我的攀登能力。在喜马拉雅山脉,我遵循着同一原则。一个人应该在高山上,在峭壁上,在危险里成长。登山的原动力不应是理想主义或英雄主义,而且当是一种自我表白的愿望。我从来不认为从一条容易的路线登顶是一件值得激动的事。

    最初,喜马拉雅山脉对我来说是神秘的,不可接近的,甚至是无限的。然而,当我站南迦帕尔巴特的峰顶后,我感到这种尺度上的差别并非像我想像的那样显著。从视觉上看,喜马拉雅山脉给人们的印象也并非那样巨大。它们不过是两倍或三倍于阿尔卑斯山脉。

    所有8000米级的山峰都座落在亚州。攀登任何一座8000米山峰之前必须向山峰所在国申请许可证。没有许可证是不能去登山的。在尼泊尔,以前需向外交部申请许可证,现在改向旅游部申请。巴基斯坦也是旅游部主管登山证件。在中国,主管领发登山许可证的是中国登山协会。

    申请许可证要缴一笔申请费。其数目不一,但多在几千美元左右。筹措主笔费用对我们来讲不是轻而易举的。60年代时我和几个朋友首先想到从难度大的路线攀登8000米级的山峰。我们有许多想法和主意,就是没钱。大部分人对我们的想法不感兴趣。有了钱之后去办许可证又是困难重重。我们感兴趣的路线往往是不开放的;一些山被当地人崇为神山,只许走固定路线;另一些路线则宣布“客满”,在一段时间内不颁发许可证。现在,获得攀登8000米级山峰许证的机会是1975年时的100倍。

在1950年至1964年间征服8000米级山峰的热潮中,由于国家的利益,举国上下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和德国都希望他们的登山家能首先登顶。各国最优秀的登山家们装备了最精良的设备代表本国的人民去登山。6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登山同国家利益相关联的观念不复存在了。同时国家也就不在登山运动上投入那么多的资金。我们必须自找财源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幸运的是工商界和新闻界开始对大的登山活动感兴趣。如果看准了对象,且锲而不舍地做工作,为登山找赞助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对我来讲花别人赞助的钱去登山更心安理得一些。

    喜玛拉雅山脉远非阿尔卑斯山脉那样容易接近。进山以后,我们需要数周逐渐适应的过程的规律。时至今日,也许可以乘直升机抵达进山前的最后一个小镇,但从这之后到大本营还是要靠双脚,直接乘直升机抵达大本营对身体调节是不利的,甚至是危险的。如果要登高,那就从低处开始。逐渐适应是身体调节的重要步骤,从1970年以来我一直保持着徒步进山的习惯,连走路的步幅都没有改变。在过去16年里,我的唯一变化是越来越喜爱登山了。

    1970年当我第一次进军喜马拉雅山脉时,我遵循着所有的传统登山方式。在南迦帕尔巴特峰,我们按常规的、笨拙的方式向上攀登,勘察、修路、拉绳,每段路都要上下几回,然后建营,储存食品,由于有强大的后勤支援队伍,我登顶了。而且登顶了两次:第一次是我自己,第二次是同我弟弟一道。在这以后的五年当中我一直沿用这种传统的登山方式,直到我有了改变这种方式的思路和技术。在我开始登山生涯时,争取赞助辊一件困难的事,所以只能进行低耗资的登山活动,这也迫使我考虑改变常规的高耗资的登山方式。于是我在喜马拉雅山脉重操我在阿尔卑斯山脉使用的“阿尔卑斯式”登山。如果我能无氧登并能自建高山营地,那我就不需要高山搬运工。如果不用搬运工,我就无需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花在他们身上,我就能更有效的攀登,在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想登得更高,就必须轻装,必须减少人和物。同许多工商企业有时不得不精减某些“不可缺少”的雇员一样,我也得这样做,对我来讲,不用搬运工,少用技术装备登山方式比那种依赖技术装备的登山方式更公平合理。

    攀登所有8000米级山峰时我没有使用氧气设备。我登山时也从不使用会在崖壁上留下痕迹的膨胀岩石锥。这是我开始在阿尔卑斯登山时就遵循的原则。膨胀岩石锥可以保证固定,减少危险,但我认为使用膨胀岩石锥是作弊行为。1978年时我自知可以吸氧登达8500的高度,但我没有去登。我要试试,我自己的力量,而不靠其它器具,究竟能登多高。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操作器具的人,我要拓展所谓“不可逾越的极限。”

    今天,当我回首过去16年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日日夜夜,我忘不了那些我几乎坚持不住了的时刻;忘不了那些8000米级的山峰带给我的恐惧;忘不了对自我能力怀疑是如何折磨着我。这16年是汗水加苦练的16年,为了战胜危险,为了生存,我必须持之以恒地,精力集中地训练;这16年是失败和重新开始的一次次重复这些是我成功的关键。

    在1982年一年之内,我成功地登顶了三座8000米级的山峰。在这之后我作出了攀登世界上全部8000米以上山峰决定。但我要做的不仅仅是登顶。1984年我实现了加舒布鲁一峰和二峰的跨越。这对我来讲比登顶所有14座8000米级的山峰都重要。我不是为了登顶而登山,而是为了实现将自己推向极限的想法。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从传统路线登顶马卡鲁峰和洛子峰,但在传统路线上我也创造了纪录:俩人第一次在一个登山季节中登上这两座山峰。其它登山家曾试图主样做,但都没有成功。

    总计起来,我十八次登顶8000米级的山峰,有四座山峰登顶两次。截至1986年10月16日,如果按许多人的说法,把登顶全部8000米级的山峰看作一场“竞赛”,那么我在这场竞赛中遥遥领先。

    1970年当我开始攀登8000米级山峰时,只有一位健在登山家登顶过两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他是克特.迪姆勃格。何门.布尔是第一位登顶两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西方登山家,他于1957年死于山难。我是第一位登顶三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山家,并保持着登顶8000米级山峰数目的纪录。除我之外,截止至86年10月16日,波兰登山家库库茨卡12次登顶过八座8000米级的山峰,其中两次登顶布洛德峰,我同他登顶的次数之比是3:2。

    感谢上帝对我的青睐,我是幸运的,我希望上帝把幸运降临给所有为8000米级高峰而着迷的登山家们:库库茨卡、罗瑞坦、尾崎……。同山相比我们都是渺小的,再多的人也征服不了山。我们都需要幸运。

    登顶世界上全部8000米级的山峰不值得我骄傲;我所有的成功都不值得我骄傲;值得我骄傲的只有一件事,我生存下来了。
 

[此帖子已被 华仔 在 2005-4-21 14:28:39 编辑过]

[此帖子已被 华仔 在 2005-4-21 14:30:09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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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21 14:20:00 | 显示全部楼层

真不错,楼主一边做自己的功课一边带领着大家学习,闲暇还弄点漫画!!!!

受益,受益!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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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4-21 14:25:00 | 显示全部楼层

天堂、地狱和喜玛拉雅

    直到1969年我还一一个盲目狂热的登山爱好者,整个夏天都是在登山。我做高山导游养活自己,偶尔也去讲讲课,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训练,登山和攀岩上了。德国队1968年从如派尔壁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失利的消息第一次激发了我挑战8000米级高峰的热情。1969年,我成功地在风雪中沿最艰难的路线单独攀登了东阿尔卑斯山脉的三座山峰;我还单独攀上了西阿尔卑斯山脉上一面难度最大的崖壁—阿尔卑斯山脉对我来讲已经太小了,不够我显身手的了。作为一个没有经验,没有耐心的年轻人,除去天生的好奇心外,我要去登8000米级山峰的目的只有一个:看看我能登多高,试试我的极限在哪里。那时,南迦帕尔巴特峰的如派尔壁路线是我向8000米级山峰进军的第一选择。但是我不知道能否成行,谁会带我去呢?1969年春季一只小规模的安第斯山脉登山队曾邀请我入伙;不过那是因为有人临时退缩;去登8000米级山峰的可能性在那时对我来讲实在太小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毫无资金保障,而且由于我同一家法国广告公司签了一年的合同—我的时间被占用了。那一年的收入算下来不够支付这笔登山费用,为了积累资金,我不得不多打工。

    值得庆幸是,一些登山家依靠广告赞助实现了登山的梦想。登山界的前辈瓦特尔. 波纳梯为我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按他的指点,我终于获得了第一笔广告赞助,这位登山家还把他最后一本谈登山的书《伟大的日子》赠给了我,并在扉页上题道:“给莱因霍德. 梅斯纳尔—登山运动伟大传统的最后一位传人。”这些鼓励使我的自信心大增。作为一个南台若林人,没有比获得精神上的支持更重要的了。向波纳梯这样的前辈学习是我们这些年轻登山家重要的一课。

    那时,喜马拉雅山脉对我来讲是个梦,是登山的天堂。当1969年秋我收到一支德国登山队从南壁路线 实 南迦帕尔巴特峰的邀请时惊喜万分。那次行动被称为西吉. 娄纪念探险。唯一的遗憾是我弟弟根舍不能与我同行。后来由于两名队员退出了登山队,根舍才有机会成为队员。

    那是一次庞大的德国--奥地利联合登山探险,整个行动从1970年5月到7月断断续续持续了40天,根舍和我在 实 途中总走在队伍前面,并首次抵达前人从未到达过的摩克裂缝。然而坏天气和雪崩的威胁几次迫使我们返回大本营,一次根舍和我在雪中开路达一周之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估计到将很难逃脱不能登顶的命运,最后经过全队长时间的讨论,决定根舍、我等三人重返已设置好的最高营地并向顶峰进行最后冲击,另外两人在7400米处建营。 7月27日根舍和我突击顶峰成功。我们从如派尔壁—世界上最高的冰、岩混合壁登顶南迦帕尔巴特峰。在登顶前的最后一段路上,我们精疲力竭,但我们准备好了一拼,我们的青春活力和登山热情使我们超越了自己的体能极限。

    登顶之后,我弟弟的体力消耗殆尽,并出现早期高山反应,他没有气力迈步了,按原路带根舍沿如派尔壁下撤在当时不仅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绳子,无法进行保护,在陡峭的下撤途中根舍注定是要滑坠的。接近黄昏时,天上的云越聚越多,我决定从西壁下撤到摩克裂缝上方的山谷中,这是一个仓促的决定,我当时想晚上在谷中露营,第二天清晨从那里返回到如派尔壁并希望在那里遇到上来救助我们的队员。那一夜是漫长的、可怕的。我们在8000米的高度,没有露营设备,没有羽绒衣,没有氧气,甚至没有食品和水。那一夜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第二天清晨我看清了我们所处的位置—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离大本营远着哪!我们等到10点钟,不见救援队员的身影。这迫使我们面对这样的事实:在7400米处的两名队员并未上来接应而是自己去突击顶峰了。在绝望中,我们开始从南迦帕尔巴特峰达米尔一侧下撤。这时我已近乎失去理智,我的精神近乎离开了我的肉体。一次我摔倒了,向山下滑去,这使我猛醒过来—我一定要把弟弟带下山去。

    南迦帕尔巴特峰的达米尔一侧不像如派尔壁那样陡。从上边向下看,似乎的脱离险境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一定要找路下撤,直到第二天午夜,我们一直在求生的路上奋斗。    我要不时停下来等待根舍,带他绕过冰塔区后我们到达一处侧壁。这生死悠关的下撤持续到第三天。我们到达了冰川区。我在前面探路,根舍却没有跟上来。当我转身搜寻他时,巨大的雪崩冲了下来,我已经通过了雪崩区,但人马上意识到:根舍正在雪崩区里,他被埋住了!我不能想像他已经死去了,我们曾经在一起进行过成百次的攀登,我们再也不可能在一起了吗?我同他是绑在一起的,他不会自己留在这高山岩雪之中。

    我在这冰封雪冻的冰川中用冻伤的手脚整整搜寻了一天一夜。这是我第一次懂得什么是发疯。我当时不知道,也不在乎我是谁;不知道,也不在乎我的命运会如何。后来我也几乎无力行走,只能 目 绊绊,痛苦地移动。值得庆幸的是我遇到了几个伐木工人,他们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直到许多年后,我还不能从那次悲剧的刺激中恢复过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弟弟的死,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悲剧而求生存,那次登山后,我的六个脚趾和几个手指尖被截去了。我不相信我还能重返高山—当时我也不愿意再去了。弟弟的死带给我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悲痛使我认识到一个登山家给他的全家带来多大的精神负担啊!我母亲哀求我不要再去登8000米级的山峰了。

    1970年之前,我的生活目的就是登山,我的野心是尽可能地不使用技术装备并超越所有的体能极限。从对阿尔卑斯山的研究中,我还总结出了自己的登山方式,但我弟弟的死给了我巨大的震撼—登山和死亡的联结是多么紧密,登山是多么危险。从前我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一点。如果一个登山家不明白死亡是登山的结局之一,那他(她)是愚蠢的。与此同时,我还切身体验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南迦帕尔巴特的悲剧是不可逆转的,死人不能复活。

    六个月以后,带着精神和肉体上的伤痕,我又开始了攀登。截趾之后,我的攀岩能力已远不如从前。于是我将注意力移向有冰壁的高山。1971年我重返南迦帕尔巴特峰寻找弟弟的遗体。在大本营,我梦见他从冰川走下来,走入我的账篷……两年之后,我第三次来到南迦帕尔巴特峰。我想单独攀登。这是我登山的新志向—单身从艰难的路线登顶8000米级的山峰而不用技术装备。然而我失败了。

    1977年,在我个人状况和情绪极坏的时候,我第四次来到南迦帕尔巴特峰。我同样企图单独攀登,我又一次失败了—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自身的弱点,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惧怕那山里某些看不见的东西。我无法对付我眼前的幻觉。1978年,在我认知了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每个个体的生命都可以单独延续继而放弃了同我弟弟结伴而行的想法后,我又有了重新开始攀登生涯的勇气。那一年我单身沿达米尔壁再次登上了南迦帕尔巴特峰,并从不同的路线返回大本营。全程中随身携带的技术装备仅有冰镐、冰爪、睡袋和帐篷。

    这次单独攀登起步于上达米尔谷,几乎就是在1970年我心神错乱地搜寻我弟弟踪迹的冰川边上。我从78年8月7日晨5时开始行动。 只几个小时,大半扇冰壁已在脚下,我到达6400米的高度。在一处冰檐下,我支好为这次行动特制的小帐篷,缩在睡袋里化雪喝水。我很喜欢这一个人的小世界,虽然这种生活不会为大多数人理解,在小帐篷里我休息了大半天,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第二天清晨五点零二分,我正坐在睡袋中烧茶,突然,帐篷颤动起来,几秒钟之后,巨大的爆裂声和轰鸣声滚滚而来。我探出帐篷外,只见上下左右大堆的积雪奔泻而下,在谷底汇成一处,形成一个几公里宽的大雪崩,横扫达米尔谷。后来我得知是地震引发了这次大雪崩,我第一天是沿一条长长的嗯实铰 营处的,现在从上向下看,这条冰舌已被雪崩冲得荡然无存,我已不可能原路返回了,但现在不用管那么多,我要向上攀。

    退路虽然断了,但我的精神很好。好运气使我安渡雪崩之难。但愿好运伴随着我。我那天干劲十足,不惧怕任何困难;不想后撤,只想向上。在这种兴奋状况下我攀登着。南迦帕尔巴特的天空看上去像一片兰黑色的永恒。随着高度的升高,那片永恒越来越开阔。雪山环绕在兰黑色天空的边缘,南迦帕尔巴特的主峰兀然突起。

    我常常在登山中进入这种使人感觉到被溶入无限之中的景色。在这种情景之中,许多人不禁要自向: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此我没有答案。如果你不信宗教,也许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不存在的,可以得到的解释仅仅是你生命中的某一部分被激发起来了,开始寻找生命的目的。对我来讲,以上那些问题就是不存在的。我所想的是集中注意力攀登,
奋力向上,也可以说我的这种信念把我的问题抵消掉了。

    第三天8月9日,我登顶了。登顶的最后一程是在深雪和岩石中滚爬出来的,在顶峰我留下了一张签了字并注明日期纸条以证明我曾到达此地。由于考虑不周,我没有带备用相机,且当时顶峰为乌云所罩,当我手上的相机坏掉之后,我没有机会拍足够的相片以证明我登顶了,没有足够的相片去说服那些对我单独登顶持怀疑态度的人。我将那张签了字的纸条装入铅盒并用短桩固定在顶峰的崖石上。在我的登山生涯中,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顶峰留纸条。

    当日我下撤到7400米处的露营地。次日开始下雪,新雪覆盖了一切。继续下撤是不可能了。我不用着急,我的食品和燃油足够维持一周。但是一个人在大山中等待有时比登山更难熬。在帐篷中虽然躺着不动,但我总在想着如何去应付突如其来的危险。如果雪不停,雪崩的危险性就会增加。第三天仍是坏天气,山仍被云罩着。我抓住云雾开始变薄的那一刻开始下山。在薄雾中我摸索着沿直线下降。我只知道冰川的平缓部在3000米之下,然而这已足够了,我没有恐惧,只有下山的愿望。仅仅几个小时,我就顺利地沿达米尔壁下到了冰川。我简直不相信我如此之快地脱离了危险。回首望去,山仍被云雾所罩,高处仍在降雪。

    回到大本营,我高兴坏了。我得到了一个登山家所期望的一切—无氧,单身登顶8000米级的山峰。在大本营,我见到了两位奥地利登山家,我兴奋地向他们介绍我的路线和经历,我不停地谈论着……

    无氧,单独登顶南迦帕尔巴特峰之后,我开始发表我的登山经验,战术和理论,以及如何去寻找赞助,如何依靠直觉来躲避危险。我写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和第一本书。诚实地讲,这也是挣钱的一个方法—靠述我的经历和经验。作为一个不满足的登山家,我不准备在那时就放弃登山,我还年轻,奋斗的欲望十分强烈,从那时起,我不像以前那样仅仅以狂热来对待登山,也没有不用保护绳去登世界上难度最大的崖壁的野心,我只是想有好运使我的梦想成真:做一个人,一个登上8000米山峰的人。从那时起,山峰对我来讲是我尽兴表演内的舞台,那里的危险为我提供了施展技艺的机会。

    我第一次登顶南迦帕尔巴特的探险使我体会到什么是“地狱”;我第二次登顶南迦帕尔巴特把我带入“天堂”—现在我认识了喜马拉雅。

[此帖子已被 华仔 在 2005-4-21 14:18:14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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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4-21 14:28:00 | 显示全部楼层

传统与现代
    1975-1984年在迦舒布鲁姆I峰、II峰

    攀登了马纳斯鲁峰之后,我成为一名登顶两座8000米级高峰的登山家。当时在欧洲仅有一位健在的登山家有这样的业绩,他是柯特. 戴姆博格。我丝毫没有同柯特“竟争”的意思,他攀登的布洛阿特峰和道拉吉里峰都是处女峰,当时甚至很少有人去过那两个地区。不过很自然的,我有了成为登顶三座8000米级山峰第一人的想法。然而,那时对我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是要探索攀登8000米级山峰的新途径和争取登山赞助。

    我希望外出攀登、探险能按我的意愿去组织,由我挑选精干的人组成小队伍去进行大的攀登活动。单独或两个人去登8000米级的山峰是我追求的模式。人员精干的好处是可以不用高山搬运工,不预先设置高山营地和修路。当然,也可以不用氧气,就像我登前两座8000米级山峰那样。

    但是资金呢?靠我挣的那点钱是根本不行的。我1970年和1972年的登山活动是靠许多台若林朋友的支持并加上我全年的积蓄才得以成行。登山回来后,我出卖在山里拍的照片和电影资料并做一些咨询工作,以此挣钱来改良我的登山装备。我还办过登山学校,讲过课,写过书只要能为登山筹到钱,我什么都干。我在登山上获得的每一个成功都是因为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我要用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去获得经济上的援助,并以此为基础自己来安排行动计划。如果我能削减高山装备,我就不需要在尼泊尔和巴基斯坦雇佣大批的搬运工 ,这样就能节省开支。

    现在我筹措资金比70年代要容易。这是因为公众对登山探险的兴趣和认知度都提高了,在70年代时没有人认为我扬从事的“登山专栏自由撰稿人”是能挣钱的正经差使。在那时,一些登山家的计划能够通过广告赞助维持下来,但他们不可能去策划耗资庞大的喜马拉雅探险。登阿尔卑斯山的情形不能同进军喜马拉雅山脉同日而语。如果我想自己组队,就必须自己筹措资金。这不但要有构想,更要实干。

    现在成千上万的年轻登山家们在开始走我年轻时的路,我希望他们在这本书中能有所收获并希望我的经历能给予他们帮助和激励。任何有热情和理想的人如果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挚爱的事业中去,那他必将会成功。

    我去实现一个想法之前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思考,仔细地思考每一个细节后再会诸行动。以“阿尔卑斯方式”去攀登喜马拉雅的山峰是我的第一个重要想法。“阿尔卑斯方式”是登山的传统方式,它的技术是两百年在阿尔卑斯山脉起源并发展起来的──从山脚起步向上攀,宿营或不宿营,一直向上,直至登顶,然后下撤。每人携带自己的物品,不进行道路勘探和修路。我要探索能否用这种方式去登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这种传统的登山方式从未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攀登中使用过,因为登山家们普遍认为登8000米级的山峰需要预设一系列营地,架好绳索并为此要雇佣高山搬运工。这些都是很繁重的工作,既费时,又费力。

    尝试以阿尔卑斯方式登8000米级山峰的机会终于来了。 1975年4月我高兴地收到了巴基斯坦发出的 实清 舒布鲁姆Ⅰ峰的许可证。整个迦舒布鲁姆Ⅰ峰,Ⅱ峰和乔戈里峰所处的喀喇昆仑地区曾对登山家关闭了好几年,我们是第一支获准进入这一地区的探险队。我收到这份宝贵的许可证后,决定邀请皮特.海皮勒与我同行。

    皮特不仅找到了赞助人,一家电视公司还让我们拍下攀登的情形。这些收入使我们能够平衡预算,不欠别人的钱。

    6月份, 我去尼泊尔随同一支大规模的意大得登山队从南坡以传统方式攀登洛子峰。我们没能登顶。这时,我尝试“阿尔卑斯方式”的愿望更强烈了。

    皮特和我的设备不多,我们从欧洲出发时的行李是200公斤。 12名搬运工从巴尔托加冰川把我们的设备运到大本营。我们完全可以用一半的人来搬这点东西,但是我们必须服从联络官的安排。如同所有的探险队一样,我们必须接受一名当地政府指派的联络官陪同进入大本营,而他的工作则是负责调解我们同当地人的一切纠纷。

    在喀喇昆地区对外开放后的第一年里,好几支登山队同当地人搞不好关系,一支庞大的美国乔戈里峰登山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没能登顶。由于登山队都要依赖搬运工,而有权的联络官又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向每个登山队漫天要价,似乎每个登山队员都是百万富翁。

    我们的攀登计划是首先在迦舒布鲁姆谷进行适应性攀登,在适应性攀登中同时观察西北壁的路线,然后,回到大本营再决定攀登的路线和方式。第一次看到西北壁和顶峰时,我们一次冲顶的想法开始动摇了。从5900米处向上看去,我们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负重爬上那陡坡。那坡很像阿尔卑斯山脉的马威洪峰,坡面支离破碎,不少地方还人冰。这个坡以前没人爬过。

    8月8日我们上到第一个营地。第二天天气特别好,我们穿过迦舒布鲁姆谷开始攀登西北壁的中部,这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当天我们到达了7000米处。第三天开始向顶峰进军,虽然我们带了摄影机,但皮特和我忙于轮流开路,直到快到顶峰时我才拍了一段皮特的镜头。我的相机这次又不工作了,我用皮特的相机拍了几张他的相片,由于沿线有端稳相机,相片都模糊了。

    我们成功地以“革命性”的方式成为  舒布鲁姆Ⅰ峰峰顶的第二批来客。

    从技术上讲,西北壁的路线比我们估计的容易攀登,甚至比我们攀登过的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路线都容易。只是攀登时注意力要十分集中,下山则更要小心,虽然下山对体力的要求不如上山时那么高,但滑堕的危险性却很大。大多数8000米级山峰的事故都是在下山时发生的。

    用阿尔卑斯方式去登8000米级的山峰以前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一旦有了先例,也就不那么难了。这的确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攀登方式,但这要求攀登者必须预测到所有困难,并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否则,攀登者很难生存下来。

    这次登山没有什么惊险镜头,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阿尔卑斯方式在这里是可行的。同时,我们的潜能也都充分挖掘出来了,所有的细节都考虑了,并且没有犯任何错误。

    在此之前,一些登山家们曾试图减小登山探险队伍的规模。1954年,梯齐. 朱舍乐和拉玛曾雇佣很少的高山搬运工并只设了四个营地就登顶卓奥友峰;1957年舒马克等四人没有用高山搬运工而登顶布洛阿特峰。但这些攀登还算不上是传统的阿尔卑斯式,因为他们预设了营地并拉了绳索。

    当皮特和我回到大本营后,波兰登山家们最先来向我们祝贺。这是一支波兰女子登山队,虽然也有几位男性在内。他们要登加舒布鲁姆Ⅱ峰和Ⅲ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波兰女登山家鲁特凯维茨。她现在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成功的女登山家。

    这次登山的成功不仅使我成为三次登顶8000米级山峰的第一人,更开辟了登山的新方式,为以后的登山探险闯出了新路。然而,我为这次成功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老朋友们都渐渐远离了我,他们不再认为我还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由于我常出现在广播电视当中,他们觉得我遥不可及。我要应付不少采访和座谈会,要为我的阿尔卑斯式登山方式辩护,要无数次地回答同一问题。当然由于知名度的提高,我的登山探险将更容易获得经济支持,但我却没有时间去考虑问题和构思新的想法了。朋友们都认为我在以自己为中心,然而事实却相反:我需要朋友,需要被朋友所接受,需要同人交流想法,这些要求甚至比以前更强烈。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就要用阿尔卑斯方式去攀登更多的8000米级的高峰。我不能因为一些批评就停步不前,也不能为突如其来的婚姻破裂而动摇。我是一个梦想家,任何困难同我的攀登梦想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那种我是为了赢利而去登山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我梦寐以求的是将新的想法付诸实现。我不会停止对新想法的追求,如果有一天我不去追求,那只是因为我追求的东西不存在了,而不是因为我得不到它了。

    几乎在10年之后,1984年,我带着一个新的动机回到迦舒布鲁姆峰。汉斯. 坎莫兰德和我要用阿尔卑斯方式纵走迦舒布鲁木Ⅰ峰和Ⅱ峰。我们计划由传统路线攀登Ⅱ峰后沿一条被称为自杀路线的途径下山,然后沿我1975年路线的左侧上到Ⅰ峰峰顶再走西脊回到大本营。

    这是一个我在1975年不曾有过的新想法。现在萌生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了。上些登山家认为人到40岁后就该休息了。我认为从20岁到50岁都可以登。著名登山家波那梯在35岁时退休,这太可惜了。这个年纪正是他高山适应性和体能的颠峰,也正是他成名之后为赞助者们所看好的时候。

    登顶Ⅱ峰之后,汉斯和我仍然劲头十足,就像刚离开大本营时一样。我们一直在调整节奏,保存体能。在第四天,我们翻上了Ⅱ峰和Ⅰ峰之间的鞍状脊。第五天我们上到了1975年我露营的地方。但我们一直向上突击,没有在这里建营。下午天气开始变了,风越来越大,我们赶上了一个坏天气周期。在7400米处建营后,为避免大风在准备里把帐篷吹跑,帐篷用石头拴作了。我们被困在了7400米处。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下,我们俩人在夜里都出现了幻觉。也许这次纵走Ⅰ峰和Ⅱ峰的行动应当就此中止。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次完不成计划,以后我们也很难完成这个纵走或任何喜马拉雅山脉的纵走了。我们手上的装备和食品都不是问题,只是天公不作美,该诅咒的老天。好在我俩的看法达成了一致,在风雪中,我们终于于6月8日登上了Ⅰ峰峰顶,纵走行动成功了。但是,我们没敢在峰顶拖延片刻,因为从西脊下撤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是在冰雪迷雾中摸索着下撤,经常俩人谁也看不见谁,当时的感觉就像要跨入地狱一样。西脊非常陡峭,那种地形加上那种天气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然而这种新鲜感反而使我们不断前进。不时地,我们还能用上一段几年前一支南斯拉夫登山队留下来的绳索。

    第七天、终于下到了迦舒布鲁姆谷底,我们的神经也到了崩溃的极限。疲劳和这几天所受到的刺激使我们毫无睡意。这时我们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连夜继续下撤,当天返回大本营。

    能活着回到大本营不是因为我们能干,而只是因为我们幸运。也许是由于经常置身于危险之中,那种敏感的直觉使我们免遭危险。

    这次纵走迦舒布鲁姆峰的探险比我同皮特的第一次 实且 艰难得多。这不仅因为要用双倍的气力,更因为这是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在一次行动中登顶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经验,但是如果没有1975年第一次登迦舒布鲁姆峰的经验,没有在喜马拉雅试行阿尔卑斯式的初衷,那这次成功是想也不敢想的。我们这次纵走行动的业绩是:登顶了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上、下走了四条不同的路线,没有人员、物资支援,没有预设营地。这个经历到目前为止没人能够重复。

    现在,这种探险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中国每年签发的登山许可证越来越多,在那些山上有众多的登山者们从不同的路线向上爬着。无论你是否情愿,在山里你总能遇到别人的营地和绳索,甚至可能与别的队伍同行。获得救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这正削弱了登山探险的意义。同时,你也可能从别人的营地获得你所需要的装备、食品、燃油,这也是对在登山中应该自我救助原则的侵犯。大规模地开展登山运动使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体验这项活动。但对真正的探险家来讲,探险的机会却越来越少。我们当时能尽情地纵走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而不受任何人为的干扰,这真是一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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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4-21 14:30:00 | 显示全部楼层

在珠穆郎玛的最后一步
   一九七八-一九八零年

    在登山运动中,任何超越前人的攀登都是挑战极限的成功。我不断地将自己推向极限——从想像一个极限到超越这个极限。然而极限又是不断变化的,追求极限就是逐步逼近一种绝对不可到达的境界。这种绝对不可到达的境界魔术般地使登山探险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通过攀登那些8000米级的山峰,我逐步认识到了我的潜力和能力,认识了什么是可为的,什么是不可为的,我的最后一个目标是不用人工氧气,单人攀登珠穆朗玛峰。然而,自从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一直在问自己:我能安全地爬上那艰难有最后300米吗?

    英国的诺顿上校在1924年就曾登达珠峰8600米处,但他未能走上那最后300米。另一位痴迷的登山者——英国人马洛里在登顶的最后关头使用了氧气面罩,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成功登顶的机会。尽管马洛里是位反对使用人工氧气的登山家,但他也不再相信任何人可以不使用人工氧气而登顶珠峰,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医生和登山家们都认为,从心理上讲,不使用那种被尼泊尔人称为“英国空气”的氧气瓶和面罩,登顶珠穆朗玛峰是不可能的。

    在50——60年代,可以灌装压缩氧气并可以将之携带到8000米高度的设备已经完善起来。登山家们用氧气面罩吸入氧气,在海拔8800米处使用人工氧气后的吸氧量相当于人在6400米高度的自然吸氧量。但是,对我来讲,登8000米级的山峰就应该是真正的8000米级的山峰,而不是什么人位于8000米的高度吸氧量却在6000米或7000米的高度。我要试试是否可以无跖登珠穆朗玛峰。我认为无 跖实鞘且恢公平的攀登。

    我的准备工作在1972年就开始了,我打算同一去奥地利登山队同行。我曾同这支队伍中的耐兹和奥尔兹医生远征过马纳斯鲁峰。但直到1978年,我们才领到登珠穆很朗玛峰的许可证。这时我决定邀请彼德. 哈比勒加入我的探险行动并负担其所有开销。我与彼德的行动是完全独立的,但我付给这支奥地利登山队足够的资金以便使用他们的大本营并共同开辟和使用登山路线。

    我和彼德曾计划从1953年希拉里首登珠峰的东南脊路线和1975年伯宁顿首次开辟的西南脊路线之间的南脊路线上攀。这是一条新路线。然而,当走了一程之后,我们不得不调整计划,回到奥地利队的路线上来。那条新路线太陡,冰壁上的情况也不好,这对我们无 跖 登来讲难度太大了。

    除了登山之外,我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了解珠穆朗玛峰地区夏尔巴人的生活状况。夏尔巴人在这个地区生活了300年, 然而近年来大规模的登山探险和徒步旅行活动给这里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我和彼德同其它队员共建营地。大家合作得很好。与此同时,一支英国的电影摄影队与我们同行并拍摄我们 实 珠峰的电?。这部电影版权的资金也是这次攀登经费一部份。尽管在队伍中有职业摄影师,我还是带着我的相机以便拍摄登顶的照片。

    出发之前,当我准备不用人工氧气攀登珠峰的消息传出之后,招来一片反对之声。权威们在电视上,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我虽然可能登顶,但不可能活着回来;即使回来了,也是一个植物人。这些舆论自然对我们有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序上挫伤了我们的热情。但是我还是要试,要顶风逆行。舆论的批评反而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不仅在登山的问题上是这样,在我的生活中也是这样。我不是要顽固不化地证明我的观点是对的,我只是想很严肃地试试不用人工氧气攀登珠峰。

    1978年春季,彼德、我和那支奥地利登山队来到海拔5400米的大本地,那里仍然天寒地冻。一到下午五点,冷气直钻睡袋,把我们从头到脚冻个透,一夜也暖不过来,在这座巨大的山峰脚下,时常能听见冰层断裂的噼叭声,这使得我也开始怀疑起自己是否能战胜这高寒缺氧的环境。尽管在我的词典中从来就没有“怕”字,但在这两个月漫长征程的开始有些情绪波动也是正常的。

    到四月底,我们登达了南坳,彼德的感觉不太好,我决定同两名夏尔巴民工安格和明玛先走一步。正在此时,一场暴风雪使我们困在南坳两天两夜。我体验到了呆在8000米的高度而不使用人工氧气是什么滋味。也正是在这时,我更坚定地相信只要天公作美,不用人工氧气我还可以登得更高。

    5月8日,当耐兹,电影摄影师博格曼和那两名夏尔巴民工登顶后,我和彼德开始了最后的冲剌。我们俩人同加一名电影摄影师琼斯当天到达了南坳。第二天凌晨,又冒着风雪向上攀。

    选择南坳作为突击营地是经过考虑的。我们需要尽量减少在8000米以上高度的滞留时间。在8500米处建营过夜而不用人工氧气是不可取的。如果我们像其他的珠峰攀登者那样将最后的冲剌分为两个阶段——从南坳到8500米,露营一夜后冲顶——那我们将不会成功。在高海拔地带滞留的时间越短,各种危险就越小。

    从南坳到顶峰我们用了大约8小时。 最后一程我在前面走并拍摄电影。当彼德翻进希拉里台阶一步步走上顶峰时,我拍下了这有历史意义的镜头。现在再看这些资料时,马上就使我回忆起登顶后我们是如何昏昏沉沉地坐在这世界最高峰上的,那时我们几乎动都不想动了。

    下山的情节是对剧性的。彼德是坐着滑到南坳的,我在山顶停了一会,拍电影,看风景,并在录音机里留了言。我希望这样能准确地保存我的记忆,仅仅依赖回忆是不可靠的。当我开始下撒时,前面的彼德已成了一个小黑点。到达南坳后,我的眼睛被灼伤了。这一天来我经常摘掉雪镜以便拍电影,到了晚上发展成雪盲,疼痛难忍,眼泪也一个劲地流。

    5月10日, 天气仍然很不好,下撤像是在作一场恶梦。彼德在前面走,我在后边抓着绳子摸索着。他下到三号营地扣在那里等着我。我们会合后,休息了一会,他又先走一步。待我自己下到洛子壁脚下时,他已在那里等着我了。他像我一样,也受了伤,在滑下南坳时,他扭伤了踝关节而且脚也早已冻得失去了知觉。

    我们到达二号营地时简直就是一对伤兵。但我们却深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我们成功地登顶了珠峰而没有使用人工氧气,尽管很多人,其甚至是专家,都预言这是不可能的。

    无论我们摆出什么样的证据,仍然有人怀疑我们的成功。直到又有人重复了我们的成功之后,那些鼓躁不休的饶舌才算罢休。

1980年,在我不用人工氧气登顶珠峰两年以后,我又去了珠峰。这次我成功地单人登顶。这次行动不是要加倍证明我的第一次登顶,也不是要显示没有彼德我也能单干。而是要尝试在不同的季节攀登8000米级的山峰。这是个新节目。我多次去过喜马拉雅山脉,但都是在春季或秋季。这次我要在印度洋季风肆虐的季节里去一回。另外,我要从北坡登珠峰,因为我还没有去过西藏。

    当中国政府对登山家开放了西藏的一些山峰之后,我马上就开始申请许可证。西藏对我的吸引力同那此8000米级山峰一样巨大。另外,北坡也是有历史意义和有趣的地方。这次攀登对我来讲是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当我抵达北京时,我幸运地拿到了许可证。 1980年7月,我们进入了珠峰北侧的绒布冰川。正是在这里,英国人从1920年到1930年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攀登探险。

    我的女朋友赫尔尤茵随我来到了大本营,按中国方面的要求,必须有一名联络官和一名翻译陪同我们到达大本营。尽管这是一次极小规模的行动,但花销却是最大的一次。靠我讲课、写书、与工商界签广告合同等是挣不回这么多钱的,但是我还是下决心要干。因为去西藏和单独 实 珠峰对我来讲太重要了。金钱相对这两件事是第二位的。

    行动一开始,我立刻就感觉到只有当印度洋季风间歇的那几天才能攀登。但季风过后深深的积雪使我行动缓慢。费了很大的力气我才上到北坳。在这种松软的新雪上攀登是十分危险的,于是我回到大本营,离开了珠峰,去西藏西部游历了一圈。

    8月中旬我们回来时有几个好天气,但我犹豫了几天,耽误了一些时间。因为我没有把握这是否意味着季风季节已经结束。第一天的行动是从大本营到6500米的前进营地,这一段可用牦牛运送物品。到了前进营地,我又往下一个营地运了一些物品,然后返回前进营地。第二天我上到北坳7800米的高度。我单人 实 南迦帕尔巴特峰的经验告诉我,单人登?必须行动迅速。由于我要带全所有的物品,所以我必须计较一两一钱的重量。

    虽然在第二天我从6500米上到7800米,进展神速,但是第三天我不可能再登1000多米直冲顶峰。 在第三天,8月19日,我发现沿计划路线上行是不可能了。在东北脊下边的一个山谷里积满了雪。于是我向右横切,沿着我在大本营观察过的另一条路线上行,这里是珠峰的北侧,攀登的路线是互相关联的,“最后一步走哪里取决于第一步往哪儿迈;第一步往哪里迈取决于最后一步要到哪儿。”我用了一天时间横切珠峰北坡。 8月20日,我到了大诺顿谷,这条谷虽不是特别陡,但很危险,上了谷以后地势平缓,离顶峰已不远了。通向顶峰的最后一段山脊似乎是无尽头的,我的步子越来越小,速度越来越慢,最后不得不靠手和膝盖爬到顶峰。这是痛苦的时刻,在我的一生中,从未那样疲劳过。

    我坐在峰顶,长时间地坐着,其它什么也不想做了。我不是不想下去,实在是没劲了。最后,我强迫自己向下走,这时我已到了体力崩溃的边缘。

    这次单人登珠峰并没有什么大危险。虽然在刚刚离开前进营地的那天清晨,在天还黑着的时候,我掉进了北坳下边一条几米深的冰裂逢。靠着运气和技巧,我自己又爬了上来。过后,我也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下山的时候,松软的积雪给我制造了不少麻烦,我是连滚带滑象猫一样爬下来的。在往下滚的时候,我很幸运地没有撞上石头,也没有再掉到冰裂缝里去。

    当我到了山下之后,这苦难的历程才算结束。我不用再担心滑堕,担心体力耗尽和冻伤。此时,我瘫倒了,因为我不用再向前走了。当我处在危境时,意志使我挺住,不断命令自己坚持住;一旦脱离险境,我便全身心地松泄了。

    第二次登顶珠峰后,我知道我已经把自己的体能推到了极限。这时朋友和母亲都劝我不要再干这种“极限登山”的营生了。但是我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我正当壮年,感觉良好。这次珠峰的攀登使我认识到用同样单人攀登战术,我可以更快地攀登其它山峰。在其它山峰上肯定有比珠峰更困难的环境。我还有机会在那种更困难的环境中去发现我的新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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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4-21 14:41:00 | 显示全部楼层
活着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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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21 18:52:00 | 显示全部楼层

最后听说 他有点疯了.....也许是由于长期的孤独和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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