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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文章：
传教士与古格王国的覆灭
时间: 2014-09-02 作者： 喻天舒 来源: 中国藏学
神秘的冈底斯山脉耸立在阿里南部的普兰高原上，它“是雅鲁藏布江、恒河与印度河的发源地，亦是阿里的四大神水之源。这四大神水是：北坡流出的狮泉河（森格藏布），今印度河的正源；南坡流出的象泉河（郎钦藏布），亦为印度河河源；东坡流出的马泉河（达却藏布），即雅鲁藏布江（流入东印度后称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而南坡流出的孔雀泉河（马甲藏布，后称孔雀河），则是恒河上源”①（注：巴荒：《废墟与辉煌》［M］，北京：文汇出版社，2004年，第13页。）。这样一片钟灵毓秀的风水宝地，既是藏族苯教的发源地，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文化中心，还是印度教和耆那教的宗教圣地。如今已湮没于历史尘埃里的西藏古老王国古格，就坐落在藏西阿里的这片美丽雪域之中。
然而，崛起于公元10世纪的古格王国，这个曾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都城扎布让的人口一度达到十几万人的强大王国，却在历经了800年的风风雨雨、成为阿里地区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王朝之后，在17世纪中叶，亡于它西北的兄弟邻邦拉达克。
表面看来，古格王国的灭亡是拉达克（今属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军事扩张的结果。但追根溯源，来到古格的基督教传教士对藏传佛教缺乏了解的盲目传教的活动，却是古格王国覆灭的直接导火索。
最早一批入藏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即来到古格王国一带传教的葡萄牙神父安夺德等人，属于成立于16世纪的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在天主教16—17世纪的海外扩张活动中，耶稣会的传教士们起到了马前卒的作用。因为，正式的耶稣会成员除发三愿即绝财、绝色、绝意外，还要发愿绝对效忠罗马教皇，把“藐视一切危险，把自己置身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教导人们懂得身体永存的规律和生命不灭的规律”②（注：托斯卡诺著，伍昆明、区易柄译：《魂牵雪域》［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第1页。），接受基督教信仰，当成自己的天职。
对欧洲社会而言，16—17世纪是一段非常动荡的时期。当时的欧洲文化，也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开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大陆的发现，君主制民族国家的兴起，城市的兴旺，所有这一切在带来社会的文化昌盛和商业繁荣的同时，还使以天主教罗马教廷为代表的欧洲上层阶级更加肆无忌惮地沉溺于追求现世享乐的人欲横流的泥淖之中。因此，当后来的宗教改革领袖人物路德早年（1510）来到他憧憬已久的“永恒城市”罗马时，万分遗憾地看到，充斥于这座他心目中的“圣罗马城”的，除了教牧阶层的无知、轻浮和灵性冷漠，就是神职人员的污秽、堕落和勾心斗角。路德后来毅然决然地发动了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基督教改教运动，跟他此次的罗马之行不能说毫无关联。
1517年10月30日，路德在德国市镇威登堡（Wittenberg）的一座教堂大门上，张贴出一纸用拉丁文书写了95条信纲（辩论命题）的文告，公开质疑作为基督徒牧者的教皇。路德的这一勇敢行为，不仅在德国境内招致群情激越的热烈反响，而且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还引发了一场改变西方历史文化面貌的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
到17世纪，教派纷争把整个欧洲弄得狼烟四起。就面临重大组织分裂、不断失去自己在欧洲的统治地盘的天主教来说，宗教改革最终动摇了这个“大公教会”，结束了它已维持了数世纪的政教合一的独尊局面，迫使它在16世纪下半叶发起了一场旨在维护天主教传统利益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罗马教廷一方面重新整饬教会内部的各项秩序，一方面宣布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基督教新教为异端，甚至不惜诉诸战争，极力与新教争夺统治地盘。
与此同时，天主教会还加紧了海外传教活动，声言在欧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补回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人伊纳爵·罗耀拉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而创建于巴黎的耶稣会组织，得到了教皇保罗三世的正式批准。它的成员所到之处，致力于结交当地的达官贵人，深入宫廷，扩展天主教会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精神势力范围。17世纪的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安夺德等人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几乎同时被自己的组织派往中国内地和西藏地区传教。
与利玛窦费劲周折才得以进入中国汉地的上层社会不同，进入西藏阿里地区的古格王国传教的安夺德等人，很快就得到了古格国王的赏识。以至安夺德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这样自豪地声称：
（国王）对我们的神圣信仰的尊崇如此深情，我们不知道还能希望什么比这更好的东西。国王、王后等达官贵人不仅对我们的东西表现极大尊崇（似乎已经不能再大了），而且不停地嘲笑他们的教士（喇嘛）们的东西。他们对我们，对圣律的善美和纯洁，对我们的经文、斋戒、拯救灵魂的热忱，对我们诵经的方式等的赞扬，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由此产生了对我们的极大尊重和热爱，（国王）对我们在他的土地上传播基督圣律感到非常高兴，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自由，乃至任何人都不敢对我们的言行提出丝毫非议。如果这块土地上有人反对我们的神圣信仰，那他们只能是这里不计其数的僧人（喇嘛）。国王决定取缔他们，这一决定出乎我们的预料。……
我们希望国王能像对众人所说的那样，一俟一切就绪，就不再等待，立即皈依，然而国王首先希望我们深刻地弄清他们那本书中的错误，以便在同最有学识的喇嘛的交谈中驳倒这些错误。此外，国王还决定要我们先为王后及其仆人举行圣洗，然后再为他和王子进行圣洗。①（注：托斯卡诺著，伍昆明、区易柄译：《魂牵雪域》，第324—326页。）
从安夺德神父得意洋洋的报告口吻中不难发现，他似乎真诚地认为，他们在古格王朝的传教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神圣信仰”的力量和他们自身的不懈努力，因为他们在“献给上帝的一切弥撒中为国王祈祷，请求圣主接受这些弥撒的意义，帮助在危难中的国王”②（注：同上，第169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里的藏传佛教高僧们能力非常低微，对天主教神父就佛教信仰问题所发的诘难根本束手无策：“喇嘛们对我的这些质疑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如何回答。……由于他们文化肤浅，他们甚至连一些概念都弄不清楚。”③（注：同上，第168—169页。）事实上，他的自大使他根本无法认清天主教传教会在古格王国得以落脚的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国王在对付足以与他抗衡的喇嘛们的政治和宗教势力时的现实需要；二是藏传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对其他外来宗教的宽容态度。
首先，从国王对付僧人们的现实需要来看，当时的格鲁派僧人们在古格王国的尊崇地位和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一直令国王如芒刺在背，强烈地感受到王权所面临的挑战——至少他的战争政策就会因为不服兵役的僧人的增多而受到阻挠。而僧人们在古格王国的这种政治实力的形成，可谓由来已久。
古格王国的开创者是吐蕃王子吉德尼玛衮。9世纪吐蕃王朝覆灭后，王室后人吉德尼玛衮“率领少数随从逃进西部的阿里三围，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王国。后来他把拉达克（芒域）封给了长子日巴衮，于是从这里繁衍出拉达克王系；他把象雄古格封给了次子扎西衮，于是从这里繁衍出著名的古格王系。三子德祖衮分封到普兰地方，似乎没有王系延续下来，而且领地也归属于扎西衮的后裔”①（注：陈庆英、丹珠昂奔等著：《西藏史话》［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扎西衮的长子科日心羡佛法，不仅在即位后派出仁钦桑布等人去克什米尔地区学法，延请很多僧人来古格翻译佛经，而且于996年兴建了阿里古格托林金庙，1016年毅然决然把王位让给弟弟松昂，自己带着两个儿子随仁钦桑布出家，取法名为拉喇嘛益西沃。他从印度迎请了很多高僧大德，来阿里讲经宏法，其中最著名最重要的就是阿底峡。“阿底峡一共在古格住了三年，公元1045年动身回印度，在归国途中又被请到卫藏地区传教。他的进入卫藏，被视为佛教复兴势力从阿里进入卫藏的一个标志。”②（注：霍巍：《西藏西部佛教文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0—221页。）
由于科日和他的后继者们的不懈努力，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阿里成为了整个西藏的一个重要佛教中心：“1076年，古格国王孜德在阿里托林金庙举行了盛大的法会，安多、康区、卫藏都有大批僧人赶去参加，这一年刚好也是拉喇嘛益西沃出家六十周年。这次法会称为丙辰法会，又称火龙年法会。它标志着佛法在雪域西藏重新取得合法和主流的地位，也可以说藏传佛教此时正式开始了它的后弘期。而从阿里传出的教法，被称为上路宏传。”③（注：《西藏史话》第100—101页。）
这样，从科日时代起，古格王国拥有实权的王室后裔出家为僧便成了一种传统。到17世纪20年代安夺德神父进入古格王国时，出家为僧的王弟和王叔在古格全境拥有不亚于国王的影响力，国王和王弟、王叔等大喇嘛之间为取得对臣民的控制权而发生的矛盾，也已经相当公开化了。
葡萄牙人安夺德神父带来的新宗教，以及安夺德神父就信仰问题与活佛们的辩论，使古格国王似乎看到了从精神上战胜大权在握的活佛们的新希望。古格国王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支持天主教在阿里的传教事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凭借天主教神父在精神乃至物资④（注：“1626年4月12日以前，其他几个传教士在马科斯修士的陪同下来到扎布让。‘他们一到，就给国王送去了两支短枪，这是国王自己要的>，多斯>安鸠斯（DosAnjos）这样写道（1627年11月10日于西藏）。”——《魂牵雪域》第226页。）方面提供的援助，削弱自己政敌的力量。
其二，从藏传佛教对像天主教这样的外来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看，以王弟、王叔为首的喇嘛们，对安夺德神父的传教活动还是相当友善，不抱任何敌意的，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这样一种宽容精神，同样帮助了传教士们在古格的成功传教。
从安夺德的叙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国王在安夺德面前，总是不放过一切场合嘲笑僧侣们，后者却一向心平气和地面对。甚至就在安夺德宣说自己宗教的教义时，讲得有理的地方，国王随从中的“不少喇嘛，他们也异口同声地说，神父所说的都是对的”⑤（注：托斯卡诺著，伍昆明、区易柄译：《魂牵雪域》，第184页。）；此外，安夺德修建天主教教堂“圣母的希望”，也得到了佛教僧人们的好心帮助：他们出人出力，因为当地不产木材，“一座位于城外的寺庙的喇嘛还为教堂送来了大量的砖头”⑥（注：同上，第189页。）；待安夺德宣传基督教信仰的教堂建起以后，信佛教的喇嘛王弟“不久前来教堂时，带来了两只铜碗，说可以用它们泼洒圣水”⑦（注：同上，第185页。）。
如果我们以僧侣们的厚道态度来比较安夺德神父评价佛教僧人的作为时的刻薄、偏激，比如，在僧侣们建议国王到王弟家小住，多读一些佛教经典时，他认定：“我知道这是一个骗局，是魔鬼通过喇嘛为国王设下的陷阱”⑧（注：同上，第169页。），暴露了狂热的天主教传教士们的褊狭心胸和宗教偏见。而他对僧侣们无能的判断，实际上也只是印证了当时一些主张宗教宽容的西方学者的看法：“（狂热者）想使每一个人都像他们那样去做，即像他们那样一味坚持某个观点，诅咒相反的观点。当他们看到某个人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宗教与其他宗教相提并论，看到他对于信奉异教的人们持有极大的公允之心时，他们根本不能理解那人也可能是真正的有宗教信仰的人”①（注：阿诺德·汤因比著，晏可佳等译：《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0页。）。
尽管安夺德神父抱怨国王在皈依基督教方面“步履太慢”②（注：托斯卡诺著，伍昆明、区易柄译：《魂牵雪域》，第362页。），并且认为这是导致古格国王丧国的原因——“我主之所以剥夺了他手中王权的诸多原因，肯定包括他对上帝信任不够这一条”③（注：同上，第362页。），事实却是，正因为受到了不容异教的天主教传教士的怂恿，盲目地相信基督教信仰的无敌力量，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古格国王才在接纳天主教的同时，不识时务地展开了对佛教僧人们的宗教迫害，“采取了没收作为喇嘛首领的王弟的土地和收入；派军官剥夺寺院权力，强制所有僧人还俗娶妻成为世俗百姓等迫害佛僧的一系列活动。这就使当地格鲁派寺院势力与外国传教士、与国王的矛盾达到了极为尖锐的程度，也很自然地引起了有悠久历史的藏传佛教势力和藏族百姓的强烈愤怒和反抗。经过约两年的地下活动，扎布让格鲁派寺院势力动员了许多地方官员、军官和一般群众，又联络了信奉佛教的拉达克军队，于1630年（崇祯三年）乘安夺德返回印度果阿任大主教和（国王）樨扎西查巴德身患重病之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古格政权的武装暴动暨反洋教斗争”④（注：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98页。），就这样，一个月后，曾经取得过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文化成就的古格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迅速覆灭了。
虽说一个像古格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和辉煌文明的国家的倾覆，无论如何都是一桩憾事，但从这一事件相当有效地阻止了西方基督教对藏传佛教的颠覆活动，也相应地阻止了西方殖民者对西藏的全面渗透的角度看，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虽然古格王朝的终结并不是基督教入藏传教活动的结束，但它却使藏传佛教的僧侣们逐渐认清了基督教排斥异端异教的不宽容特点，提高了警觉，因此也预示了此后的基督教信徒在世界屋脊上的传教活动的接连失败。
尽管不能否认，数世纪以来，传教士们克服千难万险来到西藏高原传教，并不全是出于殖民主义目的。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在欧洲殖民主义时代，这些传教士们事实上还是有意无意地充当了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先头兵，就如安夺德就西藏的土质、特产、人文地理所作的报告所显示的那样，向殖民者提供传教地区至关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是传教士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托斯卡诺在谈到安夺德等人的传教活动之前，非常明白地指出：“发现新的世界和在东方发现了新的大陆，使得16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得到了扩大，其后，欧洲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也得到了扩大。国王和探险家们把十字架悬挂在船上，作为义务和权利的标志，象征着传教思想的胜利：义务即为传布福音，权利就是占领”⑤（注：托斯卡诺著，伍昆明、区易柄译：《魂牵雪域》，第23页。）；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对西方的传教活动也有这样评价：“一批人数不多的基督徒，身边一无所有，来到一块崇奉异教的国土。这些外来者恳求当地人以人道主义为怀，供给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他们得到了这些东西并被允许在当地居住下来。后来他们同当地人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实体。基督教也随之在那里扎根、成长，但一时尚不能成为最强大的宗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同当地人尚能保持和平、友谊、信任和平等。后来，官长成了一个基督徒，这样一来，他所属的那一派便因此而成为最强大者。于是，所有契约立即被撕毁了，为了消灭偶像崇拜，一切公民权利也都遭到了践踏。那些无辜的异教徒——平等准则和自然法则的严格遵守者，那些从不以任何方式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们，除非他们放弃古老的宗教，皈依一个新的、完全陌生的宗教，否则他们注定会失去其父辈们的土地和财产，甚至被剥夺生命。由此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对教会的狂热加上奴役他人的欲望，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以及用宗教和关心他人的灵魂作为借口，多么易于成为贪婪、掠夺和野心的掩饰物。”⑥（注：洛克著，吴云贵译：《论宗教宽容》［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0页。）由此看来，西方基督教会在西藏地区传教活动的失败，是藏族人民的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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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2 12:0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