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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有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呢?也许历史就要重写或另辟篇章了。飞夺泸定桥的壮举，给红一军团战史增添了一道永不褪色的光彩，战争幸运之神又一次光临了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就会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当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认定红军的目的地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1935年4月28日，他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他们二话未说，翻山越岭日夜兼程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条船。原来这条船是送探子来南岸探查情况的，探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又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从水里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没有在意。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
从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绕圈子，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5月9日在树节渡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是红军已经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夺下皎平渡，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担任后卫的8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牵制敌人兵力，并于5月9日在树节渡顺利渡过金沙江.
1935年5月25日，一方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而国民党的追兵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峻。当急之下,于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汇报后，当即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决定。其部署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路军，由中央纵队及1、3、5、9军团为左路军夹河而上攻取泸定桥。左路军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为前锋攻击前进，5月28日，红四团接到红一军团命令：“王开湘、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战斗中突破过去夺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接令后红四团后昼夜兼行240华里山路，于29日晨出其不意的出现在泸定桥西岸并与敌军交火。
当时百余米的泸定桥已被敌人拆去了约八十余米的桥板，并以机枪、炮兵各一连于东桥头高地组成密集火力，严密地封锁着泸定桥桥面。中午，红四团在沙坝天主教堂内召开全团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组织了由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23名夺桥突击队。下午四点，23名勇士身挂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爬着光溜溜的铁索链向东桥头猛扑。三名战士在王友才的率领下，紧跟在后，背着枪，一手抱木板，一手抓着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当勇士们爬到桥中间时，敌人在东桥头放起大火、妄图以烈火阻击红军夺桥。勇士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烈焰，高喊“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鼓足勇气，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廖大珠一跃而起踏上桥板，扑向东桥头，勇士们紧跟着也冲了上来，抽出马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此时政委杨成武率领队伍冲过东桥头，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占领了泸定城，迅速扑灭了桥头大火。整个战斗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奇绝惊险地飞夺了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欲把借助大渡河天险将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
泸定桥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的重要里程碑，为实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最后北上陕北结束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有“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壮美赞誉，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其中就有七位元帅长征时经过了泸定桥。当时在激战后的泸定桥上，刘伯承元帅曾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朱德总司令在长征回忆中题词“万里长江犹忆泸关险”的诗句，充分说明了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艰险与壮烈。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4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沿着枪林弹雨和火墙密布的铁索夺下桥头，并与左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城。中央红军主力随后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在泸定桥边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里，庄严肃穆地竖立着22根方柱子，它们代表着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它们绝大多数是无字碑，只有5根柱子上刻有名字，而在这5根柱子中，只有一根上面雕刻有头像，这根柱子代表的勇士就是刘梓华。22名勇士中，惟一留下下落和相片的勇士就是刘梓华，刘梓华的雕刻头像就是根据他本人的相片制作的。关于刘梓华下落和相片的获得，有一个曲折艰难的寻访过程，而我们的采访对象王永棉就亲身参与了这个过程。
在王永棉的日记本上清楚地记着，1974年10月19日，当时的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朱丹，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红军飞夺泸定桥22勇士的情况和下落，还一直搞不清楚，实在说不过去，泸定县的同志们要下力气搞点调查。朱丹是一位演员，曾经在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中扮演父亲。也许与朱丹的这次讲话有关吧，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推动力量，1975年，泸定县所在的甘孜州成立了一个红军长征文物调查小组，由三人组成，王永棉担任了组长。
从1975年5月到9月，近5个月的时间里，调查小组从四川到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差不多绕半个中国走了一圈，搜集有关的红军长征文物，其中调查22勇士下落是他们时刻放在心头的一项重要任务。
1975年8月，调查组来到江西南昌，在参观江西的革命烈士纪念馆时，在一个大陈列厅里，看见挂着很多相片，上面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江西籍的烈士，下面还有他们的简单生平。王永棉一个一个认真地看，突然他眼前一亮，心中一阵狂喜。他发现了一个叫刘梓华的相片，他的生平介绍中写着，“刘梓华同志是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英雄之一。”王永棉连忙叫来一起去的同志，但一个同志提醒他:“你看清楚了没有？前面写的是强渡大渡河啊。”自从杨得志将军写了《强渡大渡河》、杨成武将军写了《飞夺泸定桥》两篇文章后，这两个词几乎成了专用词组，分别特指发生在安顺场和泸定桥的战斗。但这毕竟是个重大发现，他们立即去找纪念馆的管理同志，但对方告诉他们纪念馆所知的情况也只限于展览内容这么多，不过他们告诉王永棉，这些材料的来源是河北省廊坊军分区。
1976年1月26日，泸定县方面给廊坊军分区去信去函，了解有关刘梓华同志的情况。1977年1月15日，泸定县方面收到了回信，信中肯定刘梓华就是当年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并说明刘梓华生前系天津廊坊军分区的副参谋长，1951年患恶性淋巴肿瘤去世。
廊坊军分区的来信虽然令人鼓舞，但也很简单抽象。为了进一步了解求证事实，1978年5月，泸定县方面派出郑发荣、文荣普两位同志前往廊坊军分区调查。那时候，刘梓华同志的妻子还在，他的儿子也在。他们分别从军分区方面和刘梓华家中借来了刘梓华的“军人登记表”和日记本。而在王永棉手中，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刘梓华“军人登记表”的抄录件。
在这份抄录件上，记者看到，其中几项是这样写的:刘梓华。籍贯:江西萍乡县安源区二乡梓木村。1929年入伍，1931年6月参加共产青年团，1933年8月转党，介绍人:肖华。作战次数:无数。负伤次数:9。残废等级:二等。在受过何种奖励一栏中，说明系长征渡过乌江和大渡河十七、十八勇士之一。在受过何种处分一栏中，说明因1936年丢掉18英雄奖章，而受到党内警告一次。特别关键的一点是，在履历栏中清楚填写着，1935年2月起，在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任副班长。而这正是担负飞夺泸定桥任务的连队！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飞夺泸定桥是22勇士，为什么在刘梓华的军人登记表中，写的却是18勇士，丢失的也是18英雄奖章？王永棉告诉我们，据杨成武将军回忆，飞夺泸定桥战斗结束后，点名时发现，22勇士在战斗中牺牲了3名或4名同志，具体是3名还是4名，杨将军也记不清了。如果是牺牲了4名同志的话，那么剩下的刚好是18勇士！我们可以想像，在长征的特殊环境下，对牺牲同志的奖励既无法记入档案，也无法寄往家中，也许就只把奖章颁给活下来的同志，那么奖章也就只是18枚英雄奖章了。
回到北京后，记者在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找到了旁证，书中在写到飞夺泸定桥战斗时说道:“在这场拼死的攻击中，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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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3 18:5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