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梅里登山活动初，围绕三号营地营址的选择，曾发生过分歧。在建营的安全糸数与登山节省体力形成矛盾的态势下，宋志毅坚持应该远离山脚扎营，避开正面登山路线上的悬冰川。他察觉到头上悬冰川中隐藏着的巨大危险。在争议中，一向快人快语的宋志毅曾恼火地说：“要死也不是我一个。”
营址的选择，在争议中后撤百余米。但宋志毅的话还是不幸言中了。十七条生命被冻结在梅里奶诺戈努冰川中。不能与宋志毅再聊“生与死”了。不过宋志毅自己的登山生涯却表明，他虽然不想死，但在生死边缘的山途中，他一直是正视着而不是背对着死神。
两次梅里搜索，搜索队员在艰难搜索队友的踪迹，同时也在艰难地捕捉自己命运主题的残简。这些形同谶语的信息大大强化了命运的诡谲色彩。
“你问我还干不干这一行？不干这又干什么？”一位登山者说。
现代登山运动已有二百多年历史，历史似乎总在丰富问题复杂性和内涵，不肯给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象世世代代的人总要自问爱情是什么，每一代登山者也都必须思考“我为什么要登山”？
当人们亲身目睹死亡引起的悲恸，便觉得“未知生，焉知死”孔夫子这句名言应该反过来说才是。悲剧性的失败造成的心理地震和影响比成功的狂欢显然更经久。
“看到那些悲痛欲绝的家属，我觉得我必须重新考虑在对亲人的责任与登山的志趣在我生活中的位置。”
一切伤痛都会随着岁月之河的抚慰而平和下来，当梅里雪崩的冲击波渐渐远去，走着与悲剧中人物共同道路的、可能有着相同命运归宿的人们，其内心的风暴仍在持续。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上了这条路。一干就是这么多年，毕竟有了感情。我不愿因此改变我的生活，我们毕竟是有自尊的人。”（JJX）
生活的实际情形往往如此。不是因为我们先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哲学，然后才有什么样的生活，而是我们有了怎样的生活，才有了怎样的哲学。随着生活中每次重大事故和际遇，每个人的思想还不可避免地要重新组装。
20世纪末，人类渐渐明智起来，开始谨慎使用征服的字眼，不再颟顸地夸耀对自然的胜利。
1991年1月，在第一次梅里救援搜索中，中国登山队员破天荒地第一次要求在险恶异常的梅里雪山中握有临机决定前进还是后撤的权力。梅里雪山的特殊情境使一切都产生了放大效应，从而使一些本来天径地义的东西今天才被人发现。
当搜索人员本身的安危又成为各路负责人无法承担的责任时，一个简单事实便显而易见了：一个登山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登山，无论进退、生死，承担风险和会出代价，当这一切都取决于登山者自身的技术、经验、体能，以及他们对大自然的情感与观念，而不是由远在千百里之外的人遥控时，才有可能涉及这个登山者是否成熟的问题。
1984年，集仁青平措、宋志毅、次仁多吉、加布这些优秀的藏汉登山队员的队伍，在攀登险峻的世界最高处女峰──南迦巴瓦峰时失败。
在较大规模的登山活动中，做出下撤的命令和决定前进同样困难。此次登山的指挥者中国登山队总教练王振华让实攀登队长仁青平措等人自己作判断后，据此下达了登山失败下撤的命令。
中国登山界经历的失败也许太少了。因而南迦巴瓦的失败，竟被有些官僚斥为给登山界丢了脸。当镜头切换到梅里雪山，按照这种逻辑又该何以名之？
毫无疑问，“不惜代价拿下某某峰”的历史应该过去了。高山探险是勇敢者的事业，其间也必有会出生命代价的风险，然而真正的勇士不应为表现勇敢的性格而行动，而只是在自主的行动中附带表现勇敢的性格。还有个明显的事实是，勇敢也不应是探险的目的。
“如果一个人因为爱而死于登山，那么死得也不冤枉了。否则的话……”
“就我个人看，在中国登山界，出于爱而登山的人并不多。”
当这些评论来自登山界自身，它便有了双重意义。它既是一种反思，也是一种自我评判。如果登山曾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奴隶状态，不就应该果断地结束这种状态吗？
如果只是因为偶然走上了这条路，只是荣誉和自尊不容激流勇退，那么探险本身的意义不是被淹没有无休止地与恐惧的搏斗之中了吗？
如果登山只不过是为了达到别的目的的一种途径……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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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24 01: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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