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凤凰电视台欧洲台的“鲁豫有约”节目，播出了一套颇有意思的采访。 这期节目采访的不是一个人物，而是几个参加过1977年、1978年两次高考的“老考生”。 节目开始的解说词这样介绍当时的历史背景： “开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那场十年浩劫，是中国内地社会发展停滞、政治气氛紧张、人文空气稀薄的十年。对于许多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而言，既有青春的激情，更有着难以言说的无奈，因为他们的人生只有一种选择。 “据统计，从1968年到1976年，中国内地一共有一千四百多万城市青年，被规定在中学毕业后必须离家，去往农村。许多年轻人的理想被阉割，知识无用论更是甚嚣尘上。是否就此扎根农村做农民，还是什么时候可以再次回到城里，一切都没有答案。 “1977年10月一则要全面恢复高考的消息，几乎是一夜之间在所有知青当中流传。许多的知青流着眼泪奔走相告，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公平竞争的机会，是人生的另一种选择、是希望。” 接受该节目主持人陈鲁豫采访的三个人分别是谭烈飞、陈建功和朱学勤。陈建功是中国著名作家，朱学勤则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由于去年我在伦敦的一个朋友聚会中见过朱学勤夫妇，所以如今当我听他讲述当年高考“阴差阳错”的经历时，便有着一份格外的亲切感和投入感。 三位接受采访的“老考生”都充分肯定了1977年末中国恢复高考对中国随后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和意义。朱学勤更进一步，从20多年来高考制度的演变，肯定了中国政治的进步。他说，他在1977年参加高考时，语文考试中作文的命题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虽然当时他的心是“飞向改革、开放”，但也要违心在作文中“讲大话、假话”。如今，他儿子也到了考大学的年纪，他不希望儿子像他一样学文，甚至用一位先贤的话警告他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危险性，但儿子不听他的劝阻，还是报考了文科： “考完后，他告诉我说，这次作文的命题是《我的财富》。我问他怎么写的，他说：‘我写道，我的物质财富不多，但我的精神财富很丰富：包括我家丰富的藏书，我爸爸交往的那些谈古论今的朋友，还有我爸爸警告我不要学文的那位先贤的话……’听完儿子的话，我想他肯定上不了大学了。但后来成绩下来，他语文得分还很高，他也如愿进了大学学文科。这件小事至少也说明：时代确实进步了！” “大推举” 当然，时代的进步，不仅体现在高考作文的命题上，体现在作文评分的标准上，更重要的是，也体现在社会价值观的演变上，体现在知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推动上。 无人能够想象，一个规定所有青年人“中学毕业后必须离家，去往农村”的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一个“知识无用论甚嚣尘上”的社会能够在今天的知识经济中竞争生存。从这个意义上看，28年前中国恢复高考这一决策的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尽管那不过是从一列狂驰的妄想列车上跳回到平实的理性大地上的本能求生之举。 29年前，一场使中国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政治运动结束，随后，邓小平东山再起，并决定让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公开的说法是要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但据称在邓及其继任人的心目中，还有更宏大的目标，那就是在21世纪赶超美欧日等发达国家。 然而，“赶超”谈何容易。近一百年来，富国俱乐部的成员变化不大，成功挤进这个俱乐部的国家不能说没有，但属凤毛麟角。更令人沮丧的是，据西方一些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的说法，贫穷是一个往往会自我强化的现象：低收入自然没有余钱可供储蓄，低储蓄自然阻碍资本积累，资本不足自然会拖累生产率，低生产率又反过来压低收入。 这些学者说，为了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穷国需要有某种“大推举”（BigPush）般的措施。他们说，如果一个国家幸运的话，要同时采取增加投资、改善健康、振兴教育、发展技能和控制人口等多管齐下的措施，才可以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刺激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尽管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2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确采取了上述所有那些措施，但并不是同时“多管齐下”。1977年，在中国劫后余生、百废待兴之时，中国高层首先做出的决策之一，就是恢复高考。 不过，在一个万物皆荒、但文化最荒的国度，首先振兴教育是一个明智之举，虽构不成一次彻底打破贫穷循环的“大推举”，但为后来的“大推举”打下了基础。事实证明，恢复高考和后来的开放留学，是促使中国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两大里程碑式的举措。 恢复高考一年后，中国才有了正式启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坦率地说，决策层的改革冲动和政策推动必须得到民间的相应、并转化为民间力量的推动，才能构成所谓的“大推举”。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后来持续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朝野欲望合流、目标同向、努力互促的结果。 也许，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欲“赶超”发达国家，的确存在着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Gerschenkron）所说的“后发优势”。中国决策层在文革后首先恢复高考，不久后又开放出国留学，大概就是想利用这种“后发优势”：根据格申克龙的说法，“后发优势”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落后国家可以学习先进国家的知识，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 但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却指出，发展中国家能否受益于学习、引进先进国家的知识和技术，要取决于一个条件：看它能否在本国培育出一种“点石成金”的文化：一种能够把引进来的技术商业化的企业家精神。他说：“如果没有一批愿意承担风险、开办新工厂、采用新技术、直面冲突和引进新的经营方式的企业家，一个国家是不会繁荣的。” 重新审视一下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风靡中国的几大社会热潮，你会发现，不知是鬼使神差，还是歪打正着，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先后兴起的“文凭热”、“留学热”和“全民经商热”，恰好符合萨缪尔森所说的顺序。尽管这些曾被我们不屑地嘲弄的“社会高烧”，的确有其偏颇、肤浅、极端之处，但也许正是这种上崇下循、上行下效的社会风潮，才是中国经济起飞背后真正的“大推举”因素。 “社会高烧” 首先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凭热”。仿佛是以毒攻毒，以热去热，这股“文凭热”基本上“烧”净了文革时期风行于中国城市青年群中的那种带有战时共产主义色彩的“从军热”，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为一个崇尚知识、崇尚文化的社会的到来“烧”净了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武汉在路上俱乐部
( 鄂ICP备11000556号 )
发表于 2005-8-5 13:05:00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