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人“释义” - 乌丙安：论民间故事传承人

难民

来源：“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乌丙安

编者按：自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概念引介进入中国，近20年来学术界以研究和保护主体的身份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随着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深入开展，相关学术理念不断地更新和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歧义与误读。

为此，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办传承人“释义”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和遗产学等领域专家、学者参会，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传承人”共同进行反思和深入探索，推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与学术发展。

与会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已经结集出版，内容包括传承人释义、认定、身份认同、保护以及传承等几个方面。本公众号撷取其中部分篇章进行分享，以促进学术交流，激发新见与力作。本篇为第一篇：乌丙安《论民间故事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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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冯骥才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ISBN：978-7-5039-6718-4


《论民间故事传承人》乌丙安，原辽宁大学民俗系教授

题记

刊发乌丙安先生此文，自有深意。

2016 年，在文化部评审新一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时，见到乌丙安先生，我对他说，文化部评审的“代表性传承人”和学界所说的“传承人”不尽相同。在民间文化中，传承人是自然存在的，无须命名。学界眼里的传承人，是某一种代代相传的民间技艺的执有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政府的“代表性传承人”多是一个人，是人为确定的、命名的，是政府保护非遗的一个“抓手”。但这种行政化的“代表性传承人”是否可以确保遗产在民间真正活态地存在与传承，还有待观察与探讨。

然而在当前的文化现实中，代表性传承人却被视作非遗的全部，甚至学界一些人也把“代表性传承人”当作传承人的全部，这对于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极为不利。为此，我们学院打算召开一个对传承人的性质与本质追本溯源的“释义”的研讨会。我希望他给予支持。我相信，以乌丙安先生深厚的田野经验与学术功底，肯定能把这个纷乱的问题剖析清楚。

谁料他非但满口答应，还说早在30多年前就写过一篇关于传承人的文章，随后便将这篇文章寄来。由于乌丙安先生匆匆辞世，未能参加我们“传承人‘释义’”的会议。所幸的是，他的文章却早早到达了我们手中。文章中许多独到的思考已经通透地融入了这次会议的主办思想中，我们对他心怀感激。现将先生的文章刊发在此，一为大家研读，二为向他致以怀念，愿他在天国能感知到我们由衷的心意。

冯骥才

2019年6月25日

前言

我国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在近30年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已经是有目共睹和举世公认的事实了。但是，如果把已经取得的成果与我国民间故事的丰富资源相比较，就会立即感到我们所搜集到的民间故事，无论在数量上或艺术质量上都相差很多；如果再把我们的搜集工作的进展速度和预定的普查目标相对照，就更显得远远落后了。因此，时至今日，在我们的工作部署上还不得不继续强调“抢救”二字。

在这里至少有四个事实可以做证：

一、全国性的民间故事集（包括选本），仍然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没有更多的增长。

二、55个少数民族中，至少有二分之一的民族民间故事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挖掘；特别是在人口不足10万人的26个民族中，民间故事的采集工作十分薄弱，有的几乎为零。

三、省、市、自治区一级中，地方性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很不平衡，除少数省辖市、地区及县进入普查的初级阶段外，大部分地区还没有着手正式搜集。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60岁以上的民间故事传承人，在近三十几年中，带着他们贮存的故事相继离开人世的，无法估算。

这四个基本事实使我们不能不严肃地认识到：除了政治的、历史的重大原因，使我国的民间文学工作走了一段漫长的崎岖坎坷之路外，在工作方法上严重地缺乏科学性，也是很值得总结的原因之一。我国当代搜集民间故事的状况是：

1. 一般性空泛的号召和动员多，保证采集的有效措施少。

2. 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划多，保证执行计划的组织工作少。

3. 民间故事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多，民间故事科学搜集方法的研究少。

4. 基层搜集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多，认真研究、系统总结推广的少。

5. 缺乏目标的盲目搜集多，有目标的科学采录少。

6. 失去的采集机会多，抓住的采集机会少。

这“六多六少”标志着我国30年来的民间故事搜集工作终究还是进展缓慢的。从这种局面看来，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并没有显示出一“抢”二“救”的紧迫感。

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比起30年来的民间歌谣搜集工作也是落后的。如果我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已经看到了“人亡歌息”的状况，那么“人亡故事断”的局面就更加严重了。

因此，我认为抢救民间故事遗产的关键，首先在于抢救贮存故事的民间故事传承人，这便是我提出本文研究课题的出发点。

一、一条科学的搜集工作经验

在研讨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开始，认真回顾1949年以来民间故事采录史上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例，很有必要。

1954年秋，我国著名的民间故事搜集家孙剑冰和著名的内蒙古“爬山歌”搜集家韩燕如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汉族聚居的六个农业村进行了两个月的搜集工作，提供了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最好的采录经验。从他们发表的《略述六个村的搜集工作》一文中，人们可以找到一项十分重要的记载，那便是发现付家圪堵村民间故事传承人秦地女老大娘的事实。根据记载，可以归纳出以下四个要点：

1.秦地女“是个真正的故事家”，她主动给搜集者讲故事：“……鱼哭啦，长长地流下两道眼泪……”讲出了民间童话的风格和水平，她不是一般的民间故事转述人或线索提供人。

2.秦地女当时67岁，她十二三岁时从妈妈那里听了故事便记住能讲了。

3.据秦地女说，她妈妈讲的故事是从她姥姥（外祖母）那里听来的；她姥姥的故事又是从她妈妈的姥姥那里听来的。这条故事传播的线路是她妈妈告诉她的。

4.秦地女讲的故事至少在一百几十年前便流传了；搜集者强调：“要不是我们去，她的故事会失传的。”

秦地女是个真正的故事家，她的被发现是我国民间故事搜集采录工作中的重大科学发现。这个发现使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民间故事的蕴藏特点及传播特点，大体上摸到了民间故事活动规律的脉搏，使我们从秦地女身上了解了民间故事传承人这个活的文化宝库的真正价值，以及善于发现她（或他）的重要意义。

遗憾的是，这条宝贵的科学经验，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过了不久，“左”的干扰和破坏，使秦地女式的故事家们不得不带着丰富的民间故事遗产告别了人世。秦地女的同龄人如果活到今天，已是 96 岁的高龄老人了。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从这里可以清楚地回顾这种“抢救”的灾难性历程！因此，80 年代重新提起这条科学经验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的民间故事采录工作的重点应当切实地放到民间故事的传承人——当代秦地女们的身上了。

二、一个成功的范例

近四年来，我国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在部分地区迅速复兴起来了，民间故事的普查在许多有条件的村、社中正在试行，大有成效，以县一级为单位的地方民间故事集纷纷辑录刊印了。辽宁省在岫岩、新宾、西丰、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今属内蒙古）、大连、丹东、辽阳、阜新、铁岭等市先后展开了村落民俗的调查和民间故事的采录，收获比较大。就在这复兴起来的民间故事采录热潮中，先后发现了贮存大量故事的民间故事传承人，其中超过“百则故事级”的就有大连的李明（48岁，女），岫岩的李成明（70岁）、佟凤乙（54岁，男）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超过“百则故事级”的朝鲜族民间故事家金德顺老大娘被发现的事例。

事情的简略过程是：1981年5月，辽宁省民间故事搜集工作者裴永镇（朝鲜族）在沈阳市郊苏家屯朝鲜族稻农区采风时，查访到了一位“哈儿妈妮”，名叫金德顺，当时81岁，是20世纪同龄人。她是从黑龙江省五常县农村迁到苏家屯女儿家定居的。金大娘在五常县时便是讲述古老民间故事的能手，当地农村社员都熟悉她，但是30多年来她却从未被民间文学工作者发现。金大娘来到苏家屯不久，便引起了当地妇女，特别是老年人的关注，因此不少人向裴永镇同志介绍她能讲故事的本领。裴永镇立即专访了金大娘，首次采录便听到了20多则富于幻想色彩的故事，讲述者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感情、吸引人的拟态、清新的风格和有趣的故事情节，一下子便抓住了搜集者。于是，金大娘被年轻的搜集者用车接到了自己家中，像亲祖母一样对待，一连住了十天，共讲了150多个故事。搜集者把全部故事录了音，把金大娘讲故事的姿态表情拍摄成照片，并用了大约三个月时间完成了整理和汉译工作，从中选出了73篇故事和34篇故事资料，汇辑成107篇的故事专集，以《金德顺故事集》为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用精装、平装两种版本公开出版发行。

这是民间故事搜集采录的一个成功的科学范例。从这个范例中，至少可以概括出以下五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1. 金德顺老大娘和秦地女一样，是个真正的故事家。她讲出了民间故事的风格和水平。她的故事贮存量十分惊人，按照国际通例，她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位“百则故事级”的民间故事传承人。

2. 金德顺老大娘和秦地女一样，从幼年起便喜欢听故事，默记故事，讲故事，一直讲了60 多年。

3. 金德顺老大娘讲的故事主要是从她的妈妈、祖母、外祖母和善讲故事的姑母那里继承来的。以后，她又从迁居的长白、舒兰、五常等地听来些故事，积累到现在。

4. 金德顺老大娘出身“贱民”，深受财主及“两班”贵族剥削压迫。她听来的故事至少流传了百多年，许多故事反映了近百年的历史面貌。

5. 裴永镇的搜集方式显出十分鲜明的紧迫感，他用了各种有效方法，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一次完成了采辑工作。1982年春，金大娘因年老患血管病症造成瘫痪，更加证明了这是一次成功的抢救。

这五点事实完全可以为民间文学的抢救工作提供好的经验，加以推广，尽力弥补若干年后造成的损失。

金德顺老大娘讲的“百则故事”，个个都散发着浓烈的山花香。它们不仅有鲜明的朝鲜族民俗特色，更重要的是还有故事家个人的口语艺术风格，甚至从忠实的文字译稿中都可以显现出朴素、优美、动人的艺术感染力量。

金德顺老大娘讲的故事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民间幻想性故事，包括魔法故事和动物故事，也就是通常称作“民间童话”的故事；第二部分是民间写实性故事，其中除了一些传奇式生活故事外，还有一些机智人物金善达的故事和讽刺故事；第三部分是分别反映“贱民”与“两班”贵族剥削阶级进行斗争的民间传说。

金德顺大娘的故事充分证明了民间故事传承人所贮存和讲述的故事有其传承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典型性。它们和那些道听途说、残缺不全的转述的故事不同，往往保持了民间故事的原型，极少有紊乱的线索、断片的情节和多重复合的结构。金德顺的故事大部分可以与世界上同型故事相媲美。像表现恶后母遭报应的故事《孔姬与葩姬》《蔷花和红莲》《后阿妈妮》等篇，主题相近，情节各异。《孔姬与葩姬》正是朝鲜族的“灰姑娘型”故事，美丽善良、横遭后母迫害的孔姬，正是“灰姑娘”式的主人公。这个故事和汉族的《翠儿和莲儿》、壮族的《达架和达仑》以及唐代段成式编《酉阳杂俎》中记录的《叶限》故事，同属一个祖型。《后阿妈妮》是朝鲜族“无手女型”故事，和世界同型故事相近，只是这则故事中的无手姑 娘是姊妹二人。异类婚姻战胜邪恶的幻想故事在金德顺故事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中“天仙婚配型”的《牧童与仙女》是朝鲜族的牛郎与织女故事；“龙女型”故事有《水宫公主和农民》；“螺女型”故事有《田螺姑娘》，它是以“美妻画像”为线索展开情节的，和各民族同型故事有相似之处，但又独具特色。有一则《龙凤相配》的故事，其实正是朝鲜族的“蛇郎型”故事。《蛇姑娘》《人为什么有头发》等也都是异类变形成婚的好故事。在这些奇异婚姻的情节中，表现了人民向往幸福的愿望和为追求幸福而进行的斗争。动物报恩，帮助穷人致富的幻想故事有《三根鸟羽》《农夫和青蛙》《猎手和老虎》《姑娘和癞蛤蟆》等，它们也都表现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弱小者期待援助和渴望获得幸福的心愿。金大娘讲的“两兄弟型”故事的代表作有《亨卜和脑儿卜》《长鼻子哥哥》《卖甜屁》《长生不老草》等，它们也都和世界同型故事一样，赞美了正直善良，鞭挞了奸猾和邪恶。

从金德顺老大娘口中抢救出大量优秀民间故事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民间故事采集调查工作，只要目标明确，方法对头，不失时机，取得显著成效是不成问题的。在这里，善于主动发现民间故事的源泉，即善于发现民间故事传承人并及时挖掘他们贮存的全部故事遗产是关键的关键。

裴永镇同志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故事专录，为我国当代搜集工作提供了典型经验，随着村落普查的开展，这个成功的经验将会在各地开花结果，金德顺式的民间故事传承人，一定会更多地被发现出来，他们的故事财富也将会大量地被挖掘和抢救出来。

三、可供借鉴的国际先例

早在19世纪，德国格林兄弟广泛采集民间童话时，对民间故事传承人便十分重视。一部哺育了世界几代人的《格林童话》，大部分迷人的魔法故事是从老农妇马莉和葳曼夫人这两位故事家那里采录来的，只不过格林兄弟并没有为她们编出什么故事专集罢了。

半个世纪前，日本民间故事的搜集有了迅速的发展。早期柳田民俗学所建立的“乡土研究”，为日本民间故事的大规模采集奠定了理论与方法两方面的基础，以民间故事的村落普查热潮为标志的采集期中，取得了搜集民间故事的丰硕成果。其中，也取得了调查采访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好经验。

在这里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日本民间故事搜集家的先驱佐佐木喜善的成就。1922年，他在江刺郡，从40岁的烧炭人浅仓利藏口中采录了大量故事，于当年由“乡土研究社”出版了一本辑有 85则故事的《江刺郡昔话》，这是日本民间文学采集期中从民间故事传承人口中采录故事专集的开端。1927年，著名的民间故事传承人的代表作《老媪夜谭》出版了。这本故事专集是佐佐木喜善继江刺郡专访之后又对陆中下闭伊郡辷石谷江老大娘讲的故事的专录成果。他花费了50多天的时间，从这位老大娘口中采录了300多则故事，用其中103篇故事辑成了这本故事集，使它在采集期中成为达到“百则故事级”的民间故事家的代表作。当时的辷石谷江老大娘73岁，据编者在该书序言中记载：她讲的故事都是在幼年时代从祖母那里听来的。佐佐木喜善的科学采录经验为日本民间故事的调查开拓了新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故事专集丰收时期。1930年，土桥里木搜集的《甲斐昔话集》问世了。这本故事集共收120则故事，全部采自山梨县西八代郡上九一色村；其中80个故事采自编者的祖母，这位老人也是一名出色的民间故事传承人。柳田国男为这本故事集撰写了序言，题为“民间故事的搬运和管理”，对故事传承的管理实态做了重要提示。同年，川合勇太郎也以自己73岁祖母生前讲的70多篇故事为主，辑成并出版了《津轻故事集》，也展示了故事传承人的艺术成果。1931年，佐佐木喜善的岩手县故事集《听耳草纸》出版了，这是从故事传承人那里采录来的303篇规模的故事专集，其中还附录了讲述者的自然状况。1932年，岩仓市郎用速记法从越后南蒲郡葛卷村一位名叫牧野悦的80多岁老大娘那里，采集成了一部《加无波良夜谭》故事专集。由于他忠实的记录，故事保持了故事家的民间修辞风格，这本集子成了研究故事的重要文献。

1935年，相继出版了山口麻太郎的《壹岐岛昔话集》和关敬吾的《岛原关岛昔话集》。前者收录了从几名故事传承人口中讲出的140个故事；后者是从编者家乡南高来郡小浜町这个渔村的两名故事传承人口中采录的193则故事。1939年，铃木棠三的《佐渡昔话集》出版了，分前、后两编，共190 篇故事。其中，前编的故事是以古野末女为中心的10名老大娘在6天的时间里讲的。古野末女也是一名出色的民间故事传承人。

这些成果推动着日本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从采集期进入了繁荣的“黎明期”。这期间，柳田民俗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采集法的研究，柳田本人在《昔话的采集期》一文中强调了民间故事在传承人中讲述的特点，论述了民间故事讲述家的资质和故事的变异状态，为科学的采录做了引导。纵观战前日本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贡献和搜集家从故事家那里开发故事宝库的巨大成果。

战后，从1948年复兴起来的日本民俗学，在民间故事的搜集方面继承了采集期的传统，步入了向民间故事家采录故事的新里程。从20世纪50年代起，搜集家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科学采录，六七十年代出版了大量故事传承人的故事专集，为全日本民间故事的集成创造了充分条件。1954年，丸山久子在佐渡岛稻田区国仲地方，从一名老大娘口中记录了52个故事，编成《佐渡国仲昔话》，1969年出版。1958年以来，稻田浩二、福田晃从冈山县真庭郡八束、上川两个村的67名讲故事能手那里记录了358个故事，1968年出版了《蒜山盆地昔话》，这集故事反映出同一地区的故事积层以及故事传承人的活动特征。

值得注意的还有野村纯一及野村敬子编刊的四本故事传承人的故事专集。1967年出版的《吹谷松兵卫昔话集》，收录了新潟县枥尾市吹谷的多田家（松兵卫）十名讲故事能手的68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以母传子女、祖母传孙辈的家传体系流传下来的，故事的传承线路十分清晰。1970年，出刊了《萩野才兵卫昔话集》，收录了山形县新庄市萩野地方叫作才兵卫的安食丹波守后裔富士媪讲的64个故事。这些故事都围绕着安食家的由来展开，显示了故事的祖承线路。1971年，《五分次郎》出版，这又是一本山形县最上郡鲑川村两名故事传承人的故事专集。1972年又刊印了《关泽幸右卫门昔话集》，收录了山形县最上郡真室川町关泽的幸右卫门的美浓媪讲的85个故事。上述两名老媪都是不识字的故事传承人，都是日本“长姊管家”相续制的接班人，编者对她们的家传故事体系及管理，做了很有意义的解析。

在20世纪70年代里还有：1972年，稻田和子指导的山阳学园短期大学“昔话同好会”编刊了《鸟取县关金町昔话》，特别记述了发现“百则故事级”的故事传承人毛利久的情况，收录了155个故事。1973年，有马英子编刊了《福岛尚松昔话集》，收录了鹿儿岛县大岛郡大和村津奈久的福岛尚松老婆婆的130个故事。这位出生于1878年的近百岁的老故事家，讲了许多很有教育意义的动人故事，几乎在现有故事类型中难以找到，十分古老而又珍贵。1974年，福岛县田村郡船引町的一位名叫三轮千的老婆婆讲的102个故事，编辑出版。冈山县阿哲郡哲西町名叫贺鸟飞左的老婆婆讲的411个故事，被编成《中国山地昔话》出版。这位老故事家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讲故事的才能，在日本故事传承人日渐减少的当代，这样的优秀故事家十分难得。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大谷女子大学“说话文学研究会”编的《牧村昔话集》及其续集的出版，不仅收录了735个故事，而且还记述了新潟县东颈城郡牧村的有关资料。其中，特别介绍了两名故事家金井系和他的婶母五十岚富士野，对研究故事传承线路有重要价值。在这个时期，还有宫城县登米郡南方町的故事家永浦诚喜讲的275个故事，也是从祖母那里传来的，其中175则故事编辑成集出版了。双目失明的杉本纪久枝老婆婆讲的83个故事的专集，故事家西山太吉为代表的故事专集，都是70年代的成果。

日本民间故事从战前的采集期到战后30多年间的繁荣期，对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调查研究已经取得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经验，对我国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国目前数以几十万计的村村寨寨仍然保留有民间口头故事传承的实际形态，故事的自然传播仍处在活跃期。我国村落的故事传承人如果以新中国成立时15岁左右为基准，那么今天50岁以上的故事家肯定还有很大数量健在，他们贮存的故事资源还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在日本能够有那样多有代表性的故事家及其故事被抢救出来，那么相应地在我国应当抢救

出若干倍的数量，难道不是一道小学生的算题吗？它的答案岂止是一个50年代的秦地女，80年代的金德顺呢？

日本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调查采录是日本民间故事搜集工作成功的关键，我国对这种经验和方法有必要认真加以研究，因地制宜，结合我国实际，有效地予以采用。

四、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民俗特征

民间故事传承人，在我国民间文学理论界又通称“民间故事讲述家”或“讲故事能手”；但从民间故事的民俗活动考察，讲述只是口头性特征，它还不能说明故事传承的形态。贮存故事的故事家能讲述，一般听众的转述也是讲述，因此，严格说来不是所有讲述者都是故事传承人。民间故事的传播是人民生活本身的一项有机的活动，并不是什么自觉的文学创作活动。如果十分简单地以为讲故事单单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学活动”，而忽视了民间讲故事的途径、方式、职能都有自身的习俗惯制，那么要想对民间故事的调查研究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并取得丰硕的成果，恐怕是比较困难的。

在这里提出四个题目进行探讨：

第一，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形成；

第二，民间故事传承人的传承线路；

第三，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母性特征；

第四，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故事活动。

民间故事传承人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个比较大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简言之，并不是所有听过故事或讲过故事的人都是故事传承人，常见的故事转述人固然也能起到传播故事的作用，但是真正传播民间故事、发挥民间故事作用的，主要还是民间故事传承人。他们往往从幼年时候起便喜欢听故事，听了便牢记，记牢便讲述，这种口耳之间、口传心授的自然往复，形成了口头故事的原始积累，实际上已经编成了口碑故事集，奠定了故事传承人的基础。民间生产和生活的丰富内容与千姿百态的生活样式，都成了不断加强故事传承人修养的素材；多次反复的讲述实践，锤炼了口头艺术语言，使他们形成了远比一般转述人的口语优美得多的讲述语言，使故事情节在不断熟练的构思中有了更精巧的组织。在故事的自然传播过程中，传承人善于把零散的故事收纳起来，把断片的故事结构起来，经过他们的融化，再传播出去，显示出一种惊人的集散故事的才能，因此传承人在群众中得到承认、喜爱和推崇。所有这些故事家的经历都可以拿来做证。

民间故事家都有他们自己的传承线路，这是由故事流传的规律所决定的一种民俗现象。从本文所引述的国内外资料中可以看到，故事传承人所讲述的故事不仅都有其直接的源头，而且还都有清晰的传授脉络。在大多数情况下，常常沿着以下一条线路进行：

这是一条代代沿袭成俗的故事祖承线路，也正是秦地女所说的从“老姥姥”到“姥姥”到“妈妈”再到“自己”的线路。这是一条极为普通的家族传承线路，在我国绝大多数村寨家庭中几乎都或典型或不典型地存在着这样一条传讲故事的线路。

因此，在理论上任何人都不应该过分夸大或片面理解民间故事的集体流传特点。应当看到民间故事传承的实态在生活中是十分具体的、个别化的，有的甚至是单线传承的。故事传承人在日常讲述活动中往往只讲给某几个听者（主要是子女），而不是听众。尤其是在家传故事活动中，这种个别化的流传较为普遍，正是这种千家万户的故事传承才汇聚成故事的集体性特征。显然，它和民间艺人在勾栏瓦肆说唱故事拥有听众的特征有很大区别。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祖承线路是故事遗产继承转移的基本途径，对这条线路的充分了解是认识民间故事传承规律的关键。从民间故事传承人及其传承线路的调查中可以看到：母亲、祖母或外祖母几乎都是代代相续的故事传承人，这种母性特征是十分明显的事实。这种以老年妇女为主要标志的故事传承人是由传统的家族、亲族结构决定的。我国过去的家长制大家族中的家婆或主妇，有母方血缘关系的外婆，或日本某些地方的“长姊管家”制中的家姊，都有她们特定的管理家族生活的职责；其中，抚育和教养子孙是她们最主要的管理项目之一；在这里，口头故事、儿歌、童谣、谜语等都是最有活力的育德育才的教科书。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注意了传播歌谣者的女性特征，重视了歌谣与妇女的课题，事实上，故事传承者的女性特征也同样是很鲜明的。对于这一点，甚至一些伟大作家都有记述和回忆，普希金对奶娘罗季昂诺夫娜讲给他的民间童话的怀念，高尔基关于外祖母伊凡诺夫娜用民间故事哺育他的追忆，鲁迅对祖母和长妈妈讲故事的深情回顾，都在提示读者认识民间故事传承人对少年儿童的教养作用。这种母性特征在家传故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辽宁省大连市的一名女故事传承人李明讲的几十个故事，在没有被搜集整理之前，是她的两个孩子从幼年起每晚都必听的故事，现在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也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讲这些故事的本领。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母性特征在实践中并不都是以直系血亲的传授为常规，常常也有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舅母等旁系亲族及奶娘、保姆、近邻的婶子大娘等。总之，这些传承人与听者都有亲缘上的、生活上的密切关系。这里强调的故事传承人的母性特征并不等于说没有任何男性老人是故事传承人，而是为了提示女性传承人的普遍意义。在民间，男性传承者的传承重点往往是各种类型的民间传说，他们所显示出的广泛的社会传播特点与女性传承人的家传故事还有许多差别，关于民间传说的男性传承人，是另当别论的课题。

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故事活动调查中还可以了解到，这些故事家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在讲故事的。他们经常有讲述的具体环境，即大体特定的时间与地点。日本的故事传承人多是“炉边夜谭”，和我国大西南山寨中围火塘讲故事的古老方式相似。这种“夜谭”形式也是我国传统的讲故事活动的特点。我国东北农村，多在冬夜热炕头上或围火盆而坐，听讲故事；或在漫长的寒夜，母亲、祖母把孩子搂在暖烘烘的被窝里用动人的故事催眠入睡。夏季夜晚的庭院里、大树荫下、葡萄架下，都是故事活动的主要场所。这种口头传承的民俗特征是故事传承人的活动特征，也是故事传承的重要条件，失去了这些条件，故事家往往也施展不出讲述才能。这便是秦地女在晚上给孙剑冰同志讲故事和金德顺在深夜给裴永镇同志讲故事的民俗依据。因此，搜集者熟悉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故事传承人的故事活动特点是十分必要的，不了解这一点，就发现不了故事传承人，也采录不到从他们口中涌出的几十个、上百个美妙的故事。

结束语

当前，我国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方兴未艾，据了解，较为普遍采用的搜集方法仍然是“泛采”，有的甚至是“道听途记”“撒大网”“碰大运”的非科学方法，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和偶然性。因此，大量故事出自转述人之口，零星断片，缺乏完整性，有的甚至连故事的流传地点都很难判明。虽然也有不少搜集工作者采录了一些讲故事能手的故事，但是由于对故事传承特点认识不明确，往往也只是“浅尝辄止”，缺乏这种专采专录的耐心和经验，失去许多好机会。

目前，民间故事传承人正以无法减缓的速度自然淘汰，抢救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工作应当立即展开，对故事家的综合调查也应当像人口普查那样落到实处。至少应当把50岁以上和70岁以上的两层故事家及其故事贮存量调查清楚，集中人力、财力和现代化设备，进行一次有效的采录。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各级群众文化部门应当给予组织上的保证，计划具体、可行，步骤方法得当，可望在三年至五年时间里把全国民间故事全部抢救完，为完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为继承祖国民间文学遗产，做出历史性的贡献。（1982年9月·沈阳）

本文1982年9月完稿，1983年3月15日收入内部出版发行《民间文学论集》第1集（2000 册，中国民研会辽宁分会主编），赠阅全国各省、市民协。文章中所提20世纪80年代的县级地名，保留原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