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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总是文革以前毕业的学长，和茬的父辈是一代人。
他们都出生在乡村，所不同的是，袁总是在大都市武汉的东湖边长大和读完了大学，而我的父亲出生在真正乡下的农村。
他们的人生轨迹出现差异的关键点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的父亲因为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我妈的出身不好，没有能够去读国家的需要很好政治条件的人才能读的保密专业，所以，毕业的时候就不用分配到深山里去搞三线建设。
袁总因为家庭出身好，加上女朋友的家庭出身也好，于是读了国家认定的重要专业，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贵州山里的军工厂工作。
袁总的女友尤阿姨是他一个村长大的邻家妹，当时是我妈的同班同学兼最铁杆的闺蜜。
为了爱情和革命事业，她也离开了她大都市武汉，追随革命的男友去了贵州的深山，并在那里生了两个闺女。
相反，从真正的农村读书出来的我的父母，却留在了袁总和尤阿姨他们出生和长大那个大都市，住在了她们长大的那个湖畔村子的湖对面的风景区边——这个城市里风水风光最好的地方。
记忆中记得孩童时候，尤阿姨回汉探亲的时候，经常带着她的两个闺女到我们家来玩。
在茬看来，她的小女儿不是很乖，总是在我家的床上蹦跳，玩蹦床。
因为心疼我家的绷子床，所以没有能够喜欢上这两个小妹。
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也有坐湖里的木船去尤阿姨家拜年的故事。
船家非要1块钱摆渡我们一家四口过到湖对岸，母亲坚决还到8毛钱。
湖对岸的尤阿姨家一派湖畔绝美的田园风光，带厢房的堂屋门口有大块的平地可以供茬和村里孩童们、鸡鸭鹅还有小狗小猫一起嬉戏。
好多人一起过年，是我们这种外来移民人家从未曾感受到的那种浓烈的年味。
我们两家，就是这样成为了传说中的世家。
不愧是组织培养出来的精英，袁总和尤阿姨在贵州的深山里默默工作。
袁总真的最后做了那个军工厂的总工程师，而尤阿姨也在军工厂子弟学校的校长的位置上告老还乡。
从专业角度上讲，他们一生的努力，已经做到了最好。
三十多年以后，两人退休，带着已经读完大学参加工作了的女儿，回到了家乡----东湖边的那个村子。
因为，不管怎样，极少人能够接受在一个比自己长大的地方更差的地方度过余生。
遗憾的是，他们作为公家的人，在村里已经没有了田地和房舍。
值得欣慰的是：因为父母或者兄弟姐妹还健在，大家一起为他们争取到了自建住宅的权力。
尽管，从法律的某种层面讲，这种房舍对于已经离开了的曾经的原著民不具有完全的合法性。
但是，因为人家的根深植于此，并坚信自古就深入人心的乡村士绅宗法制度和亲情能够保护这样的法律不保护的权力，所以，他们盖起了自己回乡养老的宅院。
可惜的是，房子建好没多久，两位老者不明就里地先后落患癌症。
因为不是在工作单位所在地医治，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先后离开了人士。
最近，听说那个村子将要整体拆迁改造，想起尤阿姨一家那种深植与内心的根可能将从此以现代化的方式被移植别处，不免泛起一丝丝哀愁。
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无法知晓自己血脉里的深根，将植于何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5-6-27 17:40:5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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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5-5-27 2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