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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王瑞芸《美国浮世绘》中的一些段落：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已经是而立之年了。三十年的岁月毕竟对我作了些改变——我学会了做坏学生。这一点至今让我得意，过去，哪里敢呢。不过，先要承认，美国学校的实证主义的训练，是给了我好影响的。它对我这个学文科的人，在说话、立论的严谨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
刚从国内出来，我一身的习气：说话空洞，浮夸，用大字眼，下不着边际的定义。在美国做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教授让我们学生各自选一张画做分析，要求我们写清楚画有多大，画上有什么，是怎么画的，诸如此类，完全是直观的，浅显的，就事论事的。我一看就高兴了，想，这算什么，看我来一手深刻的，把美国学生“盖”一下，出出风头。我打算从画的美学性格入手，然后挖掘它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藉此好好展示一下自己的理论水平！于是熬夜读了许多书，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交上去便静候着教授夸奖。过了一星期，教授把那篇心血之作丢给我，上面批了两个字：重写！下面加了一行注：我不要看这些虚夸浮词，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眼睛看见的东西。美国教授的这一下，给了我当头一棒——我一辈子感激不尽的一棒。
在这样的训练下，我渐渐学成了对空洞之词的深恶痛绝。现在回过头来看国内过去的文章，几乎不忍卒读，上面全是拗口的新词，把一件事说得花里胡哨，云罩雾障的。那种文章，对读者极不负责，极无文德。美国教授教会了我把文章里的水分挤掉，废话丢掉，真正是功德无量。
但与此同时，我平生第一次对学校感到讨厌了，这在我是前所未有的。我做了这么半辈子的学生，而且很进入角色，知道怎么能做成一个好学生。到了美国我却开始感到受不住了。功课紧，英文差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并非是不能克服的因素。记得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给人二十年时间，傻瓜也能做博士。我同意他。我的受不住很大程度可能是被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达达精神熏染的——我天天和这些叛逆的异类打交道，能不被带坏吗？那些西方现代艺术家的能耐是常常走到事情的反面，把非价值作为价值来肯定，这种看事情的角度让我耳目一新。因此我跟他们学会不“乖”了。我一边坐在课堂里听教授讲文艺复兴，见他分析一张大师级的作品时得意洋洋宣称道，他数出了地上的瓷砖有几块，一边就在心内惑道：我能指望这个埋头数画上瓷砖的人领我看透艺术吗？
于是我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情形不安起来：每天读书十几个小时，绞尽脑汁做那种只给教授一个人看的文章，那种文章是从这本书抄到那本书的“杂拌儿”，但教授要看的就是这种杂拌儿，你引的书越多，说明你越有能耐——渊博！在这种价值的推动下，事情变得滑稽起来。我们在研究艺术史，却已经轮不到去研究作品本身，你必须去研究所有对这张作品的研究。前人的研究仿佛是这张作品的路障，你得越过这些路障设法走到最前面去。然后，你的研究将成为另一道添置的路障，给后面的人挡道。整个的事情就是这样，能越过别人的路障是一种能耐，能挡住别人是另一种能耐。我们这群人于是就在这种累人的游戏里互换这两种角色。我们没法跟艺术家神交，没法对作品说出直觉的感受——因为别人已经说过了的话，你得小心绕过去，哪怕别人说的是对的，你也要绕过去，不能重复，重复是你没能耐。你必须拼命设法跟别人说得不一样，这被定义为创造力。这是一个可怕的接力赛，不知道这样无休止的研究会把我们最终引到哪里去。
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非常偶然，那是某一天我在系图书馆的书架上找书，每一位教授都为自己正在开的课设一个书架──指定学生读一架子的书。教授有时会顺手在架子上放一些属于私人的物件。我在一个年轻女教授的书架上看到一本给孩子看的书——她有个两三岁的孩子，那是她偶然放上去的。我看着那本五颜六色的孩子的书，心里突然一动，有一种感觉升了起来：那种书和我们读的书是属于两个世界的。那种书里是满满的颜色、趣味和生命的欢娱。但我们的书不是，我们的书里没有一点鲜活的生命。这种书我不仅必须读，而且要学会去生产制作，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我被领出那个充满色彩、趣味和生命欢娱的世界有多远了？
在这个疑问的支配下，我开始松懈了下来，我对争取好成绩失去了热情，我让自己渐行渐远，结果，终于没有念完博士，从学校“卷铺盖走人”。走出系图书馆那栋没有窗子，充满清洁剂气味的现代建筑，我发现外面的天蓝得让人心醉。
此后，我便整日坐在家中，一杯茶，两只水果，悠然读书——读自己喜欢的书，对自己对生活都感到满足而且满意，这在我做好学生的时候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这时我不仅完全长大了，而且已经不再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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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4-5-13 17:59:00
欢迎讨完生活后过来玩，呵呵……见笑了，呵呵……俺们几个，都属于不思进取的闲人，所以可以充分做点不打粮食的事，伸伸懒腰，打打呵欠，悠哉游哉地打发日子。你只当六角亭没关好门吧。